——台灣所藏閻錫山檔案一瞥
閻錫山生前不僅注意保存自己的檔案，而且還專門設立機構，截收民國時期的各方電報，因此，台北「國史館」所存閻錫山檔案內容極為豐富，可以說是研究民國史的一座尚待開發的礦藏。
我訪問台灣期間，曾瀏覽過閻錫山檔案的部分內容，茲就30年代一項南北聯合，打倒蔣介石計畫的提出和夭折，略窺該項檔案的價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華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駐。閻錫山在天津也設有聯絡處，其負責人為傅覺民，任務是與各方聯繫，收集情報，收轉各方文電。當時，各方打給閻錫山的電報常常是先打給傅覺民，再由傅打給山西清鄉督辦楊愛源，由楊加以處理。本文所述，即為此類電報。
1933年3月，日軍侵佔熱河，進攻長城各口。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南京國民政府讓出察哈爾北部與河北東部大片國土，並在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於東三省和熱河的佔領。其後，日本帝國主義即在冀東建立偽組織，蓄謀進一步擴大侵略，建立所謂華北政府。
《塘沽協定》加深了華北危機，也加深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糾紛。以胡漢民為首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簡稱西南派）企圖利用這一時機，加緊反蔣活動，計畫出兵北上。6月4日，傅覺民致電楊愛源，彙報西南情況云：「塘沽簽字喪權太甚，西南倒蔣，更為積極。惟對出兵事，須另定辦法。」
在日軍侵略熱河時，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曾組織西南聯軍，以十九路軍抗日名將蔡廷鍇為總指揮，出師援熱，但因蔣介石阻止，師至湖南郴州而返。本電所言出兵，指當時西南方面正在醞釀的新的倒蔣軍事行動。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蔣派系中，最具實行精神的是馮玉祥。《塘沽協定》簽字前幾天，馮玉祥即在胡漢民等人的支持下，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奮起救國。第二天，西南派即通電支持，表示願為後盾。《塘沽協定》簽字後，李宗仁、陳銘樞、蔣光鼐等於6月7日在廣州會議，就反蔣抗日問題達成初步意見。10日，胡漢民、鄒魯致電閻錫山，要求閻公開表態支持馮玉祥，並就近予以實際援助。電稱：
煥公崛起，請公就近援應，並號召各方，與之一致，無使受各個擊破，是所切禱！閩、桂、粵諸處，人已齊集廣州，商討蔣計畫。乞示我周行，無任遠盼。
西南派是一個複雜的派系，在反蔣抗日上雖然有共同語言，但其內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覺民將此電轉報山西的同時，特別說明：胡漢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濟深、陳銘樞與廣東陳濟棠之間，「主張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時仍不易有開展作法」。閻錫山有鑒於此，決定暫時觀望。
蔣介石和地方實力派之間本來就存在著種種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侵略不僅加深了中華民族的危機，而且嚴重威脅著華北以至華東地區部分實力派的利益。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蔣潮流的動向，5月下旬，華北各實力派代表在天津會商，山東韓復榘的代表表示，將通電「數蔣誤國之罪」，並與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辦法是：由閻錫山領銜；如閻有顧慮，則請楊愛源及山西將領參加聯署；如楊愛源亦不便參加，則請山西方面「儘力援助」 。電發，山西方面沒有反應。
閻錫山統治山西多年，既工於權術，又老於世道。他雖然和蔣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戰時他已經有過反蔣失敗的經驗，要他再一次挑頭反蔣，「號召各方」，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馮玉祥察哈爾舉事之後，南北各派反蔣力量都曾計畫有所行動。南方，胡漢民等準備組織與南京相對立的政府，成立西南聯軍，北出長江；北方，梁冠英等推中原大戰時的前敵總指揮鹿鍾麟為首，準備出兵武漢，與胡漢民等會師。7月6日，傅覺民電楊愛源報告稱：（一）西南出兵刻下積極進行，俟將來到達相當地方時，「剿共」、倒蔣即雙管齊下。（二）馮玉祥就職多日，大家認清已無良好辦法，但甚望他能支持下去，以待時局之變化。（三）梁冠英、張印相、上官雲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擁戴鹿瑞伯（鍾麟）進佔武漢。傅覺民並稱，李宗仁、白崇禧已派前同李宗仁夫人來過山西的瞿雨農來津，共商進行。傅電顯示，一個南北同時出兵，會師長江，共同推翻南京國民政府的計畫正在醞釀中。
西南方面雖然積極準備成立政府，出兵北上，但是，並未能實行。其原因，7月10日前後，西南方面曾致電傅覺民說明：「此間討蔣，本已一致，只因軍事、財政略有困難，故軍事當局稍有躊躇，現已積極促開新局。」11日，再致一電，較前電說得更為具體，略云：
此間剿共，因相持千餘里，未能一時將軍隊抽回，加以金銀價本年起落太鉅，金融發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時成立政府，宣布討蔣。倘今後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將來即由閩、桂出師，湘、浙原定計畫決不變更，請促各方一致奮起。千夫所指之蔣，決無不倒之理也。
當時，陳濟棠周旋於兩種政治力量之間，既支持胡漢民等反蔣，又接受蔣介石的「剿共」指令。當年6月1日，陳通電就任「剿匪」軍南路總司令，布置對中國工農紅軍作戰。本電所稱因「剿共」，「未能一時將軍隊抽回」，以及所謂「金融發生恐慌」，均指陳濟棠。看來，陳濟棠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因此，胡漢民等不得不將希望轉寄於福建、廣西方面。「湘、浙原定計畫」云云，當指由廣西、福建分別出兵進軍湖南和浙江。
然而，世事正如浮雲蒼狗，在接連給華北方面發過兩通令人沮喪的電報後，胡漢民等卻突然派人到天津，給華北實力派們送來了一連串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據稱：陳濟棠的態度堅定了，與陳銘樞、李濟深、李宗仁的緩急之爭也由於胡漢民的調停解決了。不僅如此，陳濟棠還派人到香港表示，歡迎胡漢民入粵，組織政府。7月21日，傅覺民致電楊愛源云：
關於倒蔣抗日，伯南（陳濟棠）與真如（陳銘樞）、任潮（李濟深）、德鄰（李宗仁）素來主張緩急不同，因胡漢民之從中調處，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來港，謁漢民表示決心，歡迎漢民入粵，主持大計。胡漢民等主張於最近期間組織政府，陳濟棠表示唯命是聽。據來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組織，胡漢民不久即可入粵主持一切。
消息既然如此之好，韓復榘便首先積極起來，他表示：「只要西南方面有具體辦法，彼可起而響應。」
其後，胡漢民、李宗仁等一再給傅覺民來電，聲稱「正積極籌備」 。7月26日，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鄒魯聯名致電楊愛源稱：「此間一切籌備已妥，日內即可發表。」胡等並稱，已致電閻錫山：「請其領導北方同胞，一致動作。」在天津的各地實力派代表也紛紛表示擁戴閻錫山。8月4日，傅覺民電閻錫山稱：「在津諸同人對我公之為人均深讚佩，除逕電我公外，並祝代為達意。」
然而，華北的反蔣分子並沒有高興多久。過了幾天，西南方面又來電稱：「大計已定，不日發動，但因陳濟棠一人關係，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現。」
原來，問題還是出在陳濟棠身上。
30年代初期，陳濟棠游移於反蔣與擁蔣之間，一方面，他挾胡漢民以自重，對蔣保持半獨立狀態，另一方面，他又不願真正擁胡，以免胡等威脅他的地位。對此，後來李宗仁分析說：「陳濟棠盤據廣東，儼然是嶺南之主。如在廣東組織政府，則黨中元老以及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將接踵而至，這樣則抗日反蔣未成，而陳濟棠先已失去其在廣東惟我獨尊的局面。」
李宗仁的這一分析，是符合事實的。
西南方面既不能出兵北上，華北和各地的反蔣實力派自然不敢輕動。作為地方實力派，其中除部分人確實具有愛國思想，如馮玉祥外，其他不少人並無固定的政治主張，而是以割據和自保作為最高利益。為了自保，反蔣可，擁蔣亦可，抗日可，親日亦可，完全視形勢和條件是否於己有利而定。8月5日，馮玉祥因勢單力孤，被迫交出察哈爾省大權，回泰山隱居，華北的抗日反蔣潮流暫時沉寂。
反蔣抗日乎？團結禦侮乎？
為了使華北實力派不致過於失望，9月下旬，唐紹儀、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李宗仁、鄒魯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名義聯名致電北方將領，堅持必須討蔣才能抗日。電稱：
今日國勢阽危已極，始為日本暴力所侵凌，繼為蔣日密謀勾結所危害，亂亡之禍，不可終日，故必討蔣始足以抗日，始足以救亡，已為舉國所公認，或有以國難方殷，宜協力禦侮，而不宜自起糾紛者，此其自誤誤國，特為南京政府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口號所蒙蔽，蔣氏反而利用國難，排除異己，賣國家以求獨裁，自難再事容忍。
從本電看，當時國民黨內部也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是「討蔣始足以抗日」，一種是「協力禦侮」。胡漢民等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