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台灣所藏胡漢民檔案之一
1991年，我曾根據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所藏檔案寫過一篇題為《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的文章，闡發20世紀30年代，胡漢民數度密謀以軍事行動推倒南京國民政府的事實 。1996年，我訪問台灣期間，又在國民黨黨史會及「國史館」等處讀到了一批文件，可以進一步加深對上述史事的了解。這些文件反映出，「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對南京國民政府對日妥協政策的不滿，國民黨內或明或暗地翻滾著多股反蔣抗日的潮流。
潮流之一是以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為代表的十九路軍勢力。國民黨黨史會所藏陳銘樞致胡漢民函云：
昨承面示，十九路軍餉經去電代為請求，謹代該軍全體感謝。樞本晚返京，因無別情，不及再聆指誨。賢初、啟秀尚在上海，經囑伊等，不時踵教。區區所存，兩人頗能了悉，望先生不吝訓督，無異樞之晤對也。
此函無年月，僅署「十五夕」。按，胡漢民於1931年10月14日被釋，自南京抵達上海，11月25日離滬赴港。在此期間，陳銘樞曾於11月3日、18日兩次到滬。據此，知此函為1931年11月15日作。函中所言賢初，指蔡廷鍇；啟秀，指譚啟秀，時任第十九路軍補充旅旅長。
「九一八事變」後，陳銘樞、蔡廷鍇所領導的第十九路軍調駐滬寧，負責長江三角洲一線的衛戍任務。十九路軍具有愛國思想，因此，得到胡漢民的支持。本函稱：「十九路軍餉經去電代為請求」，可知胡漢民在上海時曾積極設法解決十九路軍的軍餉問題。「去電」，當指向廣東陳濟棠方面發電。根據其他資料，後來陳濟棠曾應胡漢民之請，按月為十九路軍提供過部分軍餉 。
1932年1月，日軍悍然進攻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抗戰。5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訂立《淞滬停戰協定》。其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剿共」。同年，蔣光鼐致胡漢民函云：
日前已托瑞人兄再來港（廿四由滬啟程）面陳，甚欲得一具體辦法，到時請賜接見。此間環境日益惡劣，而財政關係又不能不遷就。擬於最短期間統一全省稅收，稍有辦法，即可放手做事。匆匆布復，未盡之言，統由河澧兄代達。
末署「晚光鼐拜上。十七」。所用為駐閩綏靖主任公署用箋。按，蔣光鼐被任命福建綏靖公署主任，時在1932年7月，但他不肯就職，一直託詞休養，在廣東故鄉東莞辦公益事業。直到同年9月20日，才因蔡廷鍇等力勸，到福建就職。瑞人，指鄧瑞人，銀行家，十九路軍與各方聯繫的使者；河澧，指黃河澧，胡漢民與福建方面的聯繫人。
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後，仍念念不忘救國，並積極與在香港的胡漢民聯繫，合謀討蔣抗日。從本函可知，蔣光鼐到福建後，一面從統一全省稅收著手，藉以充實經濟力量，一面通過鄧瑞人、黃河澧，與胡漢民商量合作辦法。「而財政關係又不能不遷就」，「稍有辦法，即可放手做事」云云，可見當時困擾十九路軍，束縛其手腳的還是財政問題。
胡漢民在香港反蔣，依靠的是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同年12月20日，蔡廷鍇致胡漢民函云：
瑞人、河澧兩兄攜回手諭敬悉。關於將來一切事宜，已復﹝派﹞瑞人兄與各前途接洽矣，但仍以伯南兄之意進行，請便中轉知伯南兄為禱！餘事已請河澧兄面呈。
伯南，指陳濟棠。據本函可知，鄧瑞人、黃河澧帶回了胡漢民的指示。根據胡的指示，福建方面又派鄧瑞人與各方接洽，並再派黃河澧攜蔡廷鍇、譚啟秀等人函與胡漢民磋商。「仍以伯南兄之意進行」，可見，陳濟棠在西南反蔣派中的地位。
福建方面的動作，蔡廷鍇的信講得比較簡單，譚啟秀的信則講得比較詳細。譚信首稱：「蔣氏以獨裁之手段，每思壓服全國以自雄，故對於兩粵及十九路軍多懷惡意。吾儕丁此時艱，當謀所以應付之策。」譚信繼稱：蔣光鼐（憬然）、蔡廷鍇（賢初）二人認為，東南一帶能與蔣介石相抗的只有粵、桂、閩三省，因此，已派鄧瑞人前往廣東、廣西，動員陳濟棠與李宗仁。其中，李宗仁「對於反抗獨裁，早具決心，當然不成問題」，而陳濟棠則「意志不堅，見利思遷，未敢深信」，但形勢又不能不以其為中心，因此，蔣、蔡二人擬請胡漢民與鄒魯一起就近做陳濟棠的工作，堅定其決心，譚稱：
夫勢分斯弱合乃成，就東南現勢而論，惟有粵、桂、閩三省聯成一氣，則內可以遏蔣氏之專橫，外足以抗暴日之侵略，而衡其趨勢，當然以伯南為中心。
譚啟秀希望以胡漢民的「德望威儀」，能夠「感悟」陳濟棠，「團結一致」，將三省的政治、軍事、財政「同冶一爐」，從而形成三省同盟。譚稱：倘能如此，「不特不憂蔣氏之獨裁，而暴日、赤匪亦不足平也」。
譚函並稱：福建地方餉項不敷，財政棘手，地丁錢糧已收至廿四年，地方稅亦抽收至廿二年四月，因此要求胡漢民「以愛護十九路之誠」，向陳濟棠陳請，在廣東原允協助十九路軍經費的基礎上，每月加給二十萬元。
除蔡、譚二函外，黃河澧還帶去了蔣光鼐致胡漢民一函，內稱：
文燦先生來，藉奉手教，拜悉一一。此間因匪軍傾巢來犯，現正疲於應付，萬一匪作殊死戰，則前途未堪設想。竊念西南為整個集團，宜如何取得共同動作，以謀發展，此鼐等所日夜焦思者。今日之關鍵在伯南，倘伯南有決心，則鼐等當一惟其命，必無猶豫，望我公策動之。余情仍請文燦先生代陳。
文燦先生，指黃河澧。「今日之關鍵在伯南」，蔣光鼐此函在寄希望於陳濟棠，請胡漢民出面「策動」方面與蔡廷鍇、譚啟秀函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個「匪軍傾巢來犯」問題。
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到福建是為了和中國工農紅軍作戰，因此，蔣光鼐等不得不兩面開弓，即一面反蔣，一面「剿匪」。這種情況自然使十九路軍處於十分尷尬、困難的局面。為了騰出手來反蔣抗日。蔣光鼐於1933年3月派李章達赴粵，與陳濟棠、李宗仁等簽訂《三省聯防約章草案》，繼而又與陳銘樞同赴廣州，商議脫離南京國民政府，「三省獨立」，自福建出兵進攻浙江 。同年9月、10月，派人去蘇區，與紅軍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但是，由於陳濟棠首鼠兩端，猶疑不決，三省的反蔣抗日計畫始終無法付諸實施。11月，蔣介石對蔣光鼐、蔡廷鍇的活動有所察覺，於17日派自用飛機兩駕到福州，接蔡廷鍇到南昌會晤，責令表態。這樣，就迫使蔣、蔡等倉促行動，與李濟深、陳銘樞等共同發動「福建事變」。
12月17日夜，蔡廷鍇致胡漢民函云：
河澧兄帶來鈞諭及面述各件，均奉悉種切。此次我軍發動倒蔣，略有錯誤，系一時激於義憤，但事前奉諸公電召，嗟﹝磋﹞商倒蔣大計，結果徒託空言，致使鍇與十九路全體將士失望。當時鍇與憬然處境已死而求生，走頭﹝投﹞無路，蔣賊已派飛機兩架，限鍇飛南昌表示態度，否則作違令罪，為勢所迫。我公所謂挺﹝鋌﹞而走險者，亦系死中求生，望公恕宥。事至今日，只有向蔣賊決死戰，雖死亦無恨。倘我公能推動西南即行倒蔣，鍇負責一切，為﹝唯﹞我公是從。否則，黨國前途絕望，寧可鍇負人，勿以人負我。其餘已與河澧詳談，已請其將鍇意代為詳報，尚懇特賜訓誨，俾有遵循為禱！
胡漢民雖然支持三省聯合反蔣，但他堅決不同意福建方面聯共，也不同意福建方面改國號、造新黨等做法。於是，即派黃河澧赴閩，要求福建方面「復國徽，復黨籍」，「捕八字腳」（捕共產黨人——筆者） ，蔡函所稱「河澧兄帶來鈞諭及面述各件」，指此。函中，蔡廷鍇要求胡漢民立即推動西南各實力派共同倒蔣，並願歸順胡漢民麾下，「為〔唯〕我公是從」。
胡漢民雖然為西南各實力派所擁戴，但他只是有名無實的精神領袖，陳濟棠不點頭，各事均無從進行。事變發生後，西南方面仍然處於無所作為狀態，而蔣介石卻雷厲風行，於12月中旬派十餘萬軍隊入閩，先後攻陷延平、水口等地。1934年1月14日，蔣光鼐與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等撤離福州，抵達龍岩。當時，十九路軍已完全處於劣勢。胡漢民希望保存這一支抗日反蔣力量，向福建方面有所建議。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致電胡漢民、鄒魯云：
尊電極以保全十九路軍為念，感激之私，如何可言！但現與蔣敵短兵相接，無迴旋之餘地，請公設法使粵桂當局向蔣制止對閩用兵，十九路軍歸西南政務委員會節制，餉項有著，則一切謹如尊命，否則，蔣逆必欲消滅我軍而遂其莫予毒之志。我軍主力向﹝尚﹞完整，有與周旋到底，作偉烈之犧牲而已。賢初在軍前指揮，先此奉復，再佇明教。
李濟深等要求胡漢民等設法，由兩廣當局出面，使蔣介石停止軍事行動，而將十九路軍改歸胡漢民等人的西南政務委員會。這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濟深等發出電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