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台灣所藏梁啟超未刊函稿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有梁啟超致康有為未刊函件多通，其中有一通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義後康有為的重要政治計畫，值得認真加以釋讀。
函云：
今日第一義在先決吾黨行止。弟子於北行之事總有不能釋然者。前此有所希於公路，今彼乃如此，亦幸而未與共事耳！今日所希者，恐亦猶是。蓋總不免求之在人，恐斷未有能行吾志者。時〔昨〕覺頓攜來一紙，可謂纖悉周備，而弟子猶有深念者數事：
—滿人果可與共事否？
袁若去，則鐵良、良弼等必出。此輩素以排漢為事，恐未必能推心於我。
—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
如此必明與民族主義為敵，代人受矢，以後輿望盡失。
—我輩果能得全權如今袁氏否？
恐不能。彼有兵而我無之，臨時聯絡，基礎甚薄，不為人所憚，且彼今方擬引趙爾巽、陳夔龍輩，此輩又豈可共事者。
—袁倒後我乃往乎？抑先往乃與各團共倒之乎？
先往自倒之，則可得實權，以後一切措施皆易，然漫然張空拳以當南北極強之敵，恐無此辦法。若待彼倒後乃往，其可慮者有二：（一）袁倒後旬日間都中人無所恃，恐秩序全破，已為莠民所乘，不復可收拾。（二）若彼中有人能維持秩序，則其人必甚才，既有才人，則輿望歸之，而彼之相需於吾輩者必不甚殷。我之歸否，彼不甚以為重，即歸亦寄彼籬下耳。而以後一切為彼分過，是否值得？質言之，則袁去後若能維持秩序，則其人必非趙、陳輩而鐵、弼輩也。我寄鐵、弼輩籬下是否得策？將來是否能有所轉圜，以收暫時已失之人心，最當熟計。舍此則惟有即日起行親往倒袁耳，然似太險。
—我即能得全權，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賢才相與共事？
現在海內同志無一人不以沉幾觀變相勉，我若驟出，恐最親信之人亦且量而後進。他勿論，即孺博、佛蘇、覺頓，亦恐不肯相助。佛蘇忽來一電沮北行，又昨有一電，亦言切勿往。竊計此皆都中同志，頗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團體有敦迫消息，恐吾輩貿貿然應之，故皇急相沮也。藍志先亦有□（電）來，言都中盛傳吾二人已至，且有登報問住址者，彼擬登報代辨云云，黨中不欲吾輩輕出，幾成輿論。若排眾議而往，必盡失黨人之心，以後誰與共大事者？
—北軍究竟能戰與否，實屬疑問。
餉項如何，已屬極可憂。就令稍可支，而北中各處蠢動，防不勝防，兵力分疲於守御進攻，慮非可恃。
函中，梁啟超對康有為拒絕承認現實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函云：
師所論或亦有之。然遽斷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漢陽復後，英日出而調停，此眾目所共見者。英美商團請遜位，其建言書亦見各報，何由盡指為偽？吾師論事論學，凡既標一說，則一切與己說反對者，輒思抹殺之，論理學所謂隱匿證據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偶因茲事，更申昨函所言。至此事果為冢骨造論與否，原可備一說，但願師勿持己腦中所構造之事實以誤真相。凡論一切，皆謹於此耳！
末署兩渾。
本函未署年月。函中言，「漢陽復後」，按，馮國璋攻佔漢陽，時在1911年11月7日。此函必作於其後。函中又言：「袁若去，則鐵良、良弼等必出」，按良弼於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傷，兩天後死去，此函必作於良弼被炸，死訊公布之前。函中所稱「公路」、「冢中枯骨」，均指袁世凱。「覺頓」，指湯覺頓，康有為弟子。函稱：「時〔昨〕覺頓攜來一紙，可謂纖悉周備。」湯覺頓帶給梁啟超的「一紙」當是康有為的計畫，本函是對康有為計畫的問難。它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義後，康有為曾企圖聯絡滿蒙親貴，搞掉袁世凱，控制中央政權。
康有為、梁啟超因擔心大規模的武裝起事會造成社會動亂，因此，在自立軍失敗後，即逐漸轉向推動立憲運動，企圖動員社會輿論，迫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同時，在有機可乘之時，康、梁等也積極策劃宮廷政變，以期用最不引起社會震動，損失最小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穫。1909年，溥儀登基，載灃攝政，為改良派帶來了新希望。梁啟超等人即積極聯絡滿族親貴，和掌管軍諮處事務的郡王載濤及載洵建立聯繫。當時，載濤和慶親王奕劻、貝子載澤有矛盾，向改良派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潘若海問計。潘建議他一面收撫禁衛軍，一面拉攏駐紮保定的新軍第六軍統制吳祿貞，準備在1911年夏曆九、十月間，裡應外合，發動政變，消滅奕劻與載澤等，掌握政權 。計定，梁啟超即利用華僑捐獻的大量金錢，收買禁衛軍，幾乎將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以致啞子吃黃連，無法回答同黨的詰問。武昌起義後，清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計畫在灤州舉行兵諫，聯名要求清廷改組皇族內閣，召開國會，實行立憲。梁啟超即準備急馳回國，利用禁衛軍實現上述計畫，擁立時已擔任軍諮府大臣的載濤為總理，收撫革命黨人，消弭起義。康有為同意梁啟超的這一計畫。10月26日，他在致徐勤密函中說：
適有機會，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親貴，欲脅以改政府，即以資政院改國會，併合十八省咨議局議員，且罷征討軍令，往撫之。已發要人數四，入北運動。若不得，則欲募壯士數百為之，否則土頭亦必自專，亦無我等迴翔地矣！事之成否，書到已見，遠亦決行。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
這裡所說的「北中兵事，有熟人」，即指吳祿貞等；所說「亦有親貴」，指載濤等；「土頭」，指袁世凱；所說「遠」，指梁啟超。本函表明，康有為企圖搶在袁世凱成為氣候之前取得政權。「事之成否，書到已見」，張紹曾、藍天蔚計畫發動的日期為10月29日，故云。
然而，就在梁啟超整裝待發之際，忽然得到「袁黨」調毅軍統領姜貴題率兵入衛京師的消息，政變計畫橫生阻礙，急得梁啟超大喊「真是魔障」。這樣，他就猶豫起來了。
政治鬥爭中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敵人。戊戌政變後，梁啟超等雖然把袁世凱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力謀去之而後快，但是，這以後，袁世凱的勢力急劇膨脹，已經去之不能。姜貴題帶兵入京後，梁啟超即有與袁世凱「言和」，共同對付革命軍的考慮。張紹曾等在灤州舉事後，清政府於次日下詔罪己，表示將「維新更始，實行憲政」，同時，宣布開放黨禁，赦免黨人。這一切，使梁啟超處於久未有過的興奮中。11月3日，梁啟超致函徐勤，確定「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然後懷著要指揮一場大戰的心情自日本回國 。他準備先到灤州住一宿，然後帶百數十個軍人入京，完成大事。11月9日，梁啟超抵達大連，受到當地官吏的歡迎，滿耳所聞，都是張紹曾已經入都一類的好消息，因此，更加躊躇滿志，覺得事在必成，給長女函稱：「入都後若冢骨尚有人心，當與共勘大難，否則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
吳祿貞是與保皇黨和革命派都有聯繫的清軍將領。1910年任新軍第六軍統制，掌握著一支用新式武器配備的精銳軍隊。1911年秋，梁啟超曾特派潘若海持函見吳。函中，梁啟超大談軍人在中國的巨大作用，聲稱「今後之中國，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諸安者，舍瑰偉絕特之軍人莫屬也」；由此，梁啟超又進一步對吳大灌米湯：「天下蒼生所望於公者，豈有量哉！」
潘若海與吳祿貞會面的情況如何，由於文獻無征，具體情況不得而知，但二人間有某種協議是肯定的。梁啟超回國時之所以如此躊躇滿志，與他和吳祿貞、張紹曾之間的聯繫顯然有關。但是，11月7日，吳祿貞在石家莊突然被袁世凱派人刺死，張紹曾嚇得躲進天津租界。這樣，康有為、梁啟超實行宮廷政變的兩大軍事力量都已不能依靠。同時，又傳說藍天蔚擁護革命，有不利於梁啟超的計畫，梁不得不倉促返回日本。
此後，康有為即醞釀新的政變計畫。
湯覺頓帶給梁啟超的康有為「一紙」，至今尚未發現。因此，筆者無從得知其細節，但是，其主要內容可以從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問難中推知。
梁啟超提出：「滿人果可與共事否？」「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據此可知，康有為計畫的內容之一是聯絡滿族親貴。
梁啟超提出：「袁倒後我乃往乎？抑先往乃與各團共倒之乎？」據此可知，康有為計畫的內容之二是搞掉已經掌握清政府實權的袁世凱。
梁啟超提出：「我輩果能得全權如今袁氏否？」「我即能得全權，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賢才相與共事？」據此可知，康有為計畫的內容之三是掌握中央政權的實際權力。
聯絡滿族親貴，推倒作為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由改良派掌握中央「全權」，三者結合，構成了一份完整的政變綱領。它是康有為武昌起義後的一份新的應變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