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黃遵憲《留別日本諸君子》詩云：「十分難別是櫻花。」我訪問日本的時候，花事已過，令我惜別的是日本學者醇厚的友情和浩如煙海的近代史料。
1985年5月14日，我受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狹間直樹教授之邀，前往該所訪問，先後到過京都、東京、大阪、神戶、廣島、岡山等地，至7月22日歸國，共歷時70日。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分日本、東方、西洋三部，設有日本思想、日本文化、日本社會、中國思想、中國社會、東洋考古學、現代中國、西洋思想、西洋文化、西洋社會、文化交流史、歷史地理、藝術史、科學史、宗教史、社會人類學、比較文化、比較社會等研究部門。我到達該所東方部的時候，首先感到驚訝的是研究班之多。如中國貴族制社會、古代中國的科學、六朝隋唐時代的佛道論爭、中國文明的諸源流、石刻資料、現代中國、國民革命等問題，都各有一個研究班，這類研究班設班長一名，除所內研究人員外，京都以至外地的大學教授、講師、助手、研究生都可以參加。以國民革命研究班為例，成員即來自京都、大阪、神戶、岡山等地的20所大學。我近年來研究國民革命，在京都期間多次參加該班活動，深感這是一種好的學術組織形式。
國民革命研究班班長為狹間直樹。他長期研究中國近代史，也長期從事中日友好運動。我到日本後，多次聽到過他在50年代，和小野信爾等為接待中國社會科學家訪日而在民間募捐的感人事迹。他先後參加或主持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民國初年的社會與文化等研究班，著有《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五四運動研究序說》等書，是日本中年漢學家中的佼佼者。班員中除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伊原澤周、小野信爾、石田米子等人外，還包括各方面的專家，竹內實教授既精通中國近現代史，又精通中國文學，曾主持編輯日本版《毛澤東全集》，目前正在翻譯《魯迅書信集》。古屋哲夫是日本史專家，小野和子是明清史專家。班員中還包括一批年輕的新秀：森時彥，長於研究近代中國的棉紡織業和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河田悌一，以研究乾嘉學派和章炳麟著名；松本英紀，是知名的宋教仁專家，目前正在翻譯《宋教仁日記》。其他如北村稔、岩井茂樹、江田憲治、村田裕子、林原文子等，也都學有專攻，成績斐然。江田憲治原為北京大學的研究生，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對國民革命時期廣東工人運動所做的研究，其深入、細緻程度在我國也是罕見的。他是人文科研所大有希望的新一代。研究所鼓勵所員擴大研究領域和知識結構，規定每人至少參加一個研究班。狹間直樹教授參加了國民革命、明清史兩個研究班，並且參加中國現代論爭資料和東洋學文獻類目的編纂。
國民革命研究班每星期五活動半日，主要內容為發表研究報告。班員們分工合作，仔細研究了《先驅》、《長沙大公報》、《新月》、《上海總商會月報》、《西北》、《建國月刊》、《四存月刊》、《新時代》、《人文》、《銀行周報》、《少年中國》、《工人之路》，以及英國外交部文件（F. O. 317）、《密大日記》等報刊和檔案，一一作了評介。其他在班上宣講的重要成果有：《清末民初的日中思想交流》、《國民革命與黃埔軍官學校》、《國民革命時期的論爭》、《國民革命諸問題》、《河北農村社會》、《北伐時期日本報紙對中國的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初期教育思想》、《孫文的民生主義》、《孫文思想中的民主與獨裁》、《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成立》、《國民革命時期的廣東工人運動》、《辛亥革命前夜的民族危機感》、《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論》、《南京事件與日本的對策》、《安徽、江西初期的農村合作社》、《辛亥革命後的浙江會黨與共進會》等。每次報告都指定專人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進行質詢。所有與會者也都是質詢者，可以自由地提出各種問題。最後由報告者答辯。儘管班員中包含老、中、青三代，有些還有師生關係，但討論起問題來卻人人平等，既嚴肅認真，又融洽和睦，充滿著學術民主氣氛。發表的意見大都開門見山，明確扼要，絕無「很受教育」、「很受啟發」一類俗套，也絕無說了半天而別人仍不得其要領的情況。這種討論既可以擴大與會者的研究視野，也有益於報告者思考的深入，個人與集體的智慧都得到較好的發揮。在此基礎上，再由報告者執筆，寫成專文或專著，集合起來，就是一部文集或一組彼此聯繫的叢書。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研究班都曾以這種形式產生豐碩的成果，相信國民革命研究班也必將如此。
國民革命研究班的全部資料都公開。班員個人收藏的各種文獻也都可以互相借閱，毫無保留。狹間教授的書房裡，從地板到天花板，層層疊疊地堆積著各種圖書和資料。狹間教授告訴我，這裡的資料你都可以翻閱，也都可以複印。我在京都閱讀的日本外務省文書拷貝，是向松本英紀教授借的；舊海陸軍關係文書拷貝，是向古屋哲夫教授借的。他們的無私精神使我感動。
在京都見到的著名學者還有貝塚茂樹、島田虔次、井上清等，都已經退休，但均因有突出貢獻而被授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的頭銜。貝塚茂樹是中國古代史專家，又是日本當代少有的中國書畫的收藏家。承他盛情，向我和廈門大學楊國楨教授展示了李唐《江村漁樂圖》、文徵明《夏景山水》、徐渭《花卉圖》以及林則徐的書法等大量珍品。島田虔次是中國思想史專家，從朱熹、王陽明以至孫中山，都有精深的研究，學問廣博，但卻虛懷若谷。我在國民革命研究班講學的時候，他特意從宇治市趕來參加，使我十分不安。井上清是日本近代史專家，中國歷史學界的老朋友。年事雖高，卻仍壯心不已。1987年是七七事變五十周年，他正和小野信爾、狹間直樹、吉田富夫等一起，籌備於當年召開一次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見面那天，他非常高興，談興很濃，話題很廣。他談到資料鑒別問題，特別指出日本有些資料靠不住，例如一·二八淞滬之戰有所謂日軍三勇士的說法，曾經喧騰一時，其實是假的。
我和北京大學的嚴紹璗同志曾聯合在京都大學作過一次公開講演。事前，《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家大報都發了消息，聽眾來得很踴躍，氣氛也熱烈。我介紹了國內民國史研究的現狀和我們所遵循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事後，竹內實教授曾以《中華民國史的新風》為題，撰文在《京都新聞》上介紹這次講演。它說明，我們的民國史研究工作已經愈來愈多地為國際學者所重視和理解。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豐富，尤以所藏漢籍最為著名。其中包括原中國藏書家陶湘，日本藏書家村本英秀、中江丑吉、松本文三郎、內藤虎次郎、矢野仁一等人的藏書，頗多外間少見的善本和珍品。我因時間所限，閱覽範圍限於與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有關的典籍、雜誌、檔案等，其重要者有：
1.《各國內政關係雜纂中國之部》（革命黨關係）。原件藏於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為複印件。它包含著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大量史料，是一座尚未充分開發、利用的富礦。
2.《舊海陸軍關係文書》。原件藏於日本防衛廳戰史室，其中陸軍部分八萬三千冊，海軍部分三萬三千冊，大部分已攝成縮微膠捲。甲午戰爭以來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都有所反映，其利用程度較《各國內政關係雜纂中國之部》尤低。
3.《密大日記》，日本軍部檔案，原件也收藏於防衛廳戰史室。從人文科學研究所已複印部分看，主要反映1921年至1926年時期中國軍閥的情況。
人文科學研究所還廣泛地從歐美、蘇聯等地收集資料。例如《國共合作、清黨運動及工農運動文鈔》與《中國共產主義關係文件集》，都是從美國購進的縮微膠捲。前者為當時人從報刊所抄輯的文選，某些報紙在我國國內已無法尋覓。後者輯錄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有關的文獻和出版物，有不少稀見或難見的資料。又如《中國革命與共產黨》，是瞿秋白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向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所提供的文件，系竹內實教授從蘇聯複印而來。目前國內僅發表了個別章節，其全文尚秘藏於個別檔案館內，一時也還難以見到。
東京是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研究中國的學者多，學會多，圖書館、檔案館收藏的中國史料也多。在東京的十天，是我訪日期間最忙碌、緊張的日子。
見到的第一位學者是東京大學的近藤邦康教授。他以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馳名，著有《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等書。目前正在研究毛澤東。他聽說我這兩年正在研究國民革命，因此特邀日本外交史專家坂野潤治教授一起見面。坂野教授帶來了一堆卡片，闡述了他對幣原外交、田中外交等問題的看法，熱情可感。在近藤邦康教授的主持下，還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使我有機會結識一批年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