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在宮崎滔天家藏資料中，有一通鐘鼎給孫中山的宣布斷絕關係的公開信，鉛印，可能是當時的傳單。內容如下：
中山先生鑒：
啟者：國賊竊政柄，黨奸誤大局。凡我同類，孰不痛心？溯自二次革命失敗，鼎隨諸同志之後，亡命海外，深恐名不符實，內絕同胞之渴望，外貽列邦之訕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及聞先生崛起宣言，包辦三次革命，鼎本軍人，應為先生執鞭，效力疆場，乃慨然繕立誓約，塗蓋指印，摩掌拭拳，恭候命令。不料將近兩載，寂若無聞。包辦期間，業已到來。究其原因，即在中山先生目不識人，團體開創伊始，引用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天仇、謝持等一般無賴，盤踞要津，排斥同志（如黃興、李烈鈞、張繼、柏文蔚、陳炯明、林虎、鈕永建、譚人鳳、白逾桓、楊時傑諸君，皆在排斥之列），經凌鉞君迭次密告陳等罪惡，先生不惟不察，且被陳等主使，大出傳票，迫凌君與中山先生斷絕關係。試問凌君非同志等共稱為先生之死黨乎？死黨忠告，尚加排斥，先生可謂無情矣！
而今革命健將，陸續引揚，所余宵小數人，以先生為木偶，藉此誆騙華僑之金錢，斷送同志之性命。而今春三月，聞中外各報載稱，先生語大阪新聞記者，竟誣黃興、李烈鈞、柏文蔚、林虎、譚人鳳、鈕永建、凌鉞、白逾桓諸君投降袁賊。傳聞中外，顛倒是非。之數君者，既為同志所共悉，何待鼎為之辯護！不過先生年逾半百，身居黨首，何以信口雌黃，陷人三字之獄？清夜自思，良心何在！鼎賦性梗直，代抱不平，亦曾迭進忠告，置若罔聞。國事如彼，黨事如此，若不急起直追，前途何堪設想！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鼎雖下愚，豈忍坐視！茲因事業與名譽兩端，有不能不宣布與中山先生脫離關係者也。
（一）因事業之經營
革命事業為吾人天賦之職務，先生包辦革命，不許他人染指（去夏先生致黃先生書云：二年內讓我包辦，不成爾再來革命云云），而軍人、政客凡為革命人物者，均受先生之排斥，將來大革命起，以中山先生之心胸與手腕，果能與若輩抗衡乎？必不能也。況屆包辦期滿，正吾人棄暗投明之日，否則自甘暴棄，有負革命之初心。此鼎為革命事業計，與先生脫離關係者一也。
（二）因名譽之保障
邇來中山先生之主義，唯我獨尊。無論何人，順我則生，逆我則死，宗旨同而手續稍別者誣之為降敵（如黃、李、柏、林、鈕諸君），號死黨而進忠言者報之以死刑（如凌鉞君過於忠告，先生對劉大同君云：有權時必殺凌鉞）。漢高之殺韓信也，未聞在破項之前；北魏之收鄧艾也，史稱在漢亡之後。今日先生之方略，為革命殺功勛乎？為袁賊殺敵人乎？鼎恐革命之大業未就，而先生已為袁家之功臣矣！
夫名譽為人第二之生命，以若輩之威望素著，猶召某某先生之誣，況鼎區區黨員，邇來屢進忠言，他日名譽之敗壞，更不知陷於何等之程度！此鼎為保全名譽計，與先生脫離關係者二也。
以上所具兩端，為鼎與中山先生脫離關係之主因。至鼎之革命宗旨，雖海枯石爛，不得稍有變更。鼎知先生得函之後，不曰為敵所收買，即曰受人所指使，他日大權在我，根據誓約，必死鐘鼎於刀斧之下。要知包辦革命者，先生也；背叛誓約者，亦先生也。去年7月19日，假精養軒開成立會，先生當眾立誓，厲行革命，殆後種種設施，無一不與黨章相背謬。有人責問，答以由余定之，由余廢之。出爾反爾，為所欲為。總理之誓約已廢，黨員之誓約有何繼續之效力？先生日以三次革命總統為自居，即以誓約為專制黨員之利器，威信革命之要素。先生歷年之威信已盡喪於陳等之手，今日猶不自覺，日發總統之夢迷，不啻蒸沙求食，磨磚作鏡也。
最後語別，三複斯言！
鐘鼎印
中華民國四年7月19日
鐘鼎，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1914年2月，黃興在東京郊外大森創辦浩然廬軍事學社，招收原任軍職的革命黨人研究軍事，鐘鼎曾入社學習。同年被委任為中華革命黨黨務部第三局職務員。他的這封公開信涉及孫中山和國民黨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須仔細地加以考索。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黃興主張持冷靜態度，謀法律解決。其後，孫中山命陳其美、章梓分別在上海、南京起義，黃興認為孫中山不善用兵，自請挂帥。7月29日，黃興認為敗局已定，離軍他走。事後，孫中山認為黃興出走，導致二次革命失敗，因此，對黃興大為不滿。1914年8月14日，他在致美國人戴德律的信中說：「他在第二次革命期間竟然棄南京而逃，曾使我痛失所望。」
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紛紛流亡日本。孫中山、黃興之間的矛盾進一步發展並加深。孫中山主張解散本已十分鬆散的國民黨，組織中華革命黨，振作精神，「一致猛進」，迅速發動三次革命，以武力推翻袁世凱的統治；黃興則主張保存國民黨，加以整理擴充，宣傳黨義，培養幹部，長期準備。支持孫中山的有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謝持等；支持黃興的有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鈕永建、譚人鳳、李根源、林虎等。
當時，孫中山認為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黨員散漫，不統一，不肯服從領袖的命令。因此，在組織中華革命黨時，力圖加強組織性、紀律性，樹立領袖的絕對權威，在誓約中規定：入黨者必須「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保證「服從命令，盡忠職守」，「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除填寫誓約外，還要加蓋指模。
黃興、李烈鈞等人反對孫中山的這些做法，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柏文蔚雖曾一度加入，但不久即不再過問黨務；陳炯明在南洋，孫中山幾次寫信，邀他來日，均置之不理。
1914年5月29日，孫中山致函黃興，追溯二次革命失敗原因，函稱：「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附從者，必當純然聽弟之命令。兄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有所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於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
同函並稱：「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命令耳。所以，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6月初，黃興復函孫中山，承擔南京兵敗的責任，但是，黃興也尖銳地批評孫中山說：「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乎！」
批評孫中山「慕袁氏之所為」，實際上是批評孫中山搞專制獨裁。同函中，黃興又說：「先生欲弟讓先生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為期，如過期不成，即讓弟獨辦等語，弟竊思以後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個人之天職，非為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以後請先生勿以此相要。」6月3日，孫中山再次致函黃興，堅持認為，要建設完善民國，非按照自己的辦法不可。他說：「兄所見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之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兩年，俾弟一試吾法。」
孫中山的這種依靠個人，獨力領導革命的想法受到包括宮崎滔天在內的許多人的反對，鐘鼎本函所稱「包辦三次革命」，指此。
6月3日函中，孫中山並表示，以後彼此間絕不談公事，但仍視黃興為良友。至此，孫黃間已無合作可能。同月30日，黃興離日赴美。
陳其美、居正、田桐、戴季陶、謝持等支持孫中山。其中，陳其美尤其積極。黃興在日時，陳、黃之間已互相齟齬，不能相安。加上張繼、何海鷗從中煽動，矛盾更深。黃興赴美後，陳其美於1915年2月4日致函，勸黃返日，認為此前革命之所以一再失敗，都是因為違背了孫中山的「理想」。陳函並列舉辛亥以來的史事，說明革命黨人在五個方面「有負於中山先生」，其中，對黃興有所批評。陳其美並檢查此前贊同黃興主張而不贊同孫中山的錯誤，宣稱此後欲達革命目的，當重視孫中山的主張，「必如眾星之拱北辰」，「必如江漢之宗東海」。
對於陳其美此函，黃興未復。
在此期間，孫黃矛盾更增添了複雜因素。當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21條要求，企圖獨佔中國。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出現拒日救國熱潮，革命黨內隨之出現停止革命，一致對外的意見，同時還出現了黃興等爭取日本援助，企圖乘機革命的傳言。2月25日，黃興與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聯名通電，否認自己有所謂「乞援思逞」、「假借外力」的想法，宣稱：「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賴他族，國必不保。」通電錶示：二次革命時，尚有可戰之兵與可據之地，但因不願塗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