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凌晨一點敲我的門，穿著睡衣和拖鞋，嘴唇都青了，牙齒咯嗒嗒響。他跟我說，小初，壞壞了，資料丟丟了。我問什麼資料如此重大，讓咱們的心理學博士後都結巴了，他可是專做別人恐懼心理疏導的。從北大裡頭的博士後宿舍到我現在的住處，穿拖鞋就算小跑，也得二十分鐘，他都沒套上雙襪子。門外的風呼呼的。
——開開電腦。他說。
我把電腦打開，給他倒杯熱水。老康抱著滾燙的杯子直往胸口裡摁，臉上慢慢有了點人樣。他以最快的速度打開網頁。在一個我從沒上過的論壇，他用滑鼠點著一個帖子讓我看，就這個，問題就就在這裡。我湊上去溜了一眼，就是幾張紙的掃描件，用照片的形式貼在論壇上。沒標題，上來就是人名，後頭有個括弧，括弧里註明此人的性別、出生年月、籍貫、常住地、職業，跟在冒號後面的是此人害怕啥，恐懼所從何來，言簡意賅。一大串人名，依次排列，冒號後頭的恐懼有長有短。
——就這玩意兒？我說，我還以為政治局的最新決議被你弄丟了。
——這是大大事，小初。老康又結巴上了，涉及別人的隱隱私。
這麼說我就明白了，隱私是得保密。
——這裡有的是朋友，你也認認識的。老康說，各樣的恐懼隱私都都有。
獵奇的心理不太好，但我還是沒忍住又湊上去。果然，在那幾頁紙里我數出了三個熟人，他們的恐懼匪夷所思。我是說，在平常的交往中，我在他們臉上看不見一絲驚慌神色，轉瞬即逝的都沒有。
——這是啥玩意兒？我問他。
——恐懼調查。我在做一個關於恐懼的研究課題。
我又伸頭看了看，還是沒怎麼看進去。
——早知道我前天就不去國圖了，真是要了命。老康說。他把問題弄得很嚴重。
這個調查他做了有一陣子了，全國各地跑，逮著人就問，願意接受一個恐懼調查嗎？保密的。為了誘惑別人受訪，他給每人送一個北京奧運會的吉祥物小福娃。他想看看人的恐懼的深層心理結構。前天下午他從圖書館出來，覺得手頭的資料不夠充分，臨時決定去國圖。從北大東門上公交車，坐下來就睡著了。這個學術狂人，每天都在壓榨自己的睡眠時間。我提醒他，下手別太狠，小心榨過頭，想睡都睡不著了。他在320路公交車上睡得很香，喇叭里報站「國家圖書館」到了時，他迷糊了一會兒才回過神，在車門關閉前的一瞬間沖了出去。小睡之後神清氣爽，康博後登上國圖高遠的台階，一路都得意：一覺醒來到國圖，啥也沒耽誤。進門時他習慣性地摸書包，這一次他拿的不是包，而是一個印有北大標誌的牛皮紙大信封，裡面有一沓資料和一個新買的筆記本。啥也沒摸著，冷汗刷的就出來了。下車太急，他把大信封落公交車上了。作為一個正在做博士後的心理醫生，老康心裡出現了劇烈波動。那幾張紙和筆記本不值錢，摘抄的資料也可以重新再來，問捲來的隱私值錢。何止是值錢，他一筆一畫整理出來，向所有受訪者承諾過，這是職業道德。
他跳下台階衝到馬路上，招了輛計程車讓師傅沿320路車這條線追。他在「軍事博物館」那站追上了320，去北京西站的車從來都塞得滿滿的，他坐過的位子上坐著一個老太太。老太太沒看見什麼大信封，她從甘家口站上車，周圍除了人和行李，任何多餘的東西都沒看見。老康去問售票員，售票員聳聳肩，雙手一攤，你看，上下車客人多得像趕集，丟個人都有可能。老康只好暗自祈禱，那個撿了大信封的人撿了就撿了，回家就當垃圾扔了，然後永遠都是垃圾，直到那些紙張從地球上消失。
——等會兒，老康，你先喝點熱水冷靜一下。我看看都是些啥毛病。
下面摘錄的就是我看到的一部分。因為專欄需要，我選的全是出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受訪者。為了保護別人的隱私，姓名用代稱：
趙甲（男，1973年生，江西修水人，常住九江，建築工程師）：開始我做了一個噩夢，你能想到的殺人放火毒蛇猛獸我都能做出來；因為可怕，我就害怕做這個夢。總是害怕，反倒繼續做噩夢，做的是害怕自己做噩夢的夢。然後又因為恐懼做害怕噩夢的夢，繼而又做害怕做噩夢的夢的夢。就這麼以此類推做下去，我的夢無限延伸，如同兩面鏡子對照，怕做噩夢的夢的夢的夢（這裡必須用省略號）不斷地延展和膨脹，越來越大越來越長，讓我的睡眠沉重無比，苦不堪言。我都快被這個懼怕噩夢的夢弄瘋了。你看我的黑眼圈，我能不睡就不睡，睜著眼熬到天亮。
錢乙（男，1975年生，浙江海寧人，常住杭州，旅遊公司副總）：我對偶然性有種神經質的懼怕。人家說這是強迫症，不知道是不是。我忍不住就會想像某個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偶然性，給它無數的假設，越假設我越恐懼，越恐懼我越忍不住地假設。我總在想，事情要是往那個壞極了的方向走，那會是什麼樣子。你知道的，當然會越來越壞，太可怕了。假設耗掉了我一天里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要命的是我不能自拔。
孫丙（女，1978年生，江蘇連雲港人，常住上海，自由撰稿人）：我總覺得這世上還有另一個自己在。不論到哪裡，我都會下意識地去注意看見的人名、經過身邊的每一張臉，去聽她們的聲音。我希望遇到另一個我，但我又害怕遇到另一個我。我很糾結。
李丁（男，1970年生，山西原平人，常住北京，藝術家）：我沒有大恐懼，只有小恐懼，不過，誰又能說小恐懼就一定不是大恐懼呢，是不是？六月初的一個晚上，我買了一束白菊花從天安門東地鐵站出來，被警察揪住了。他問我拿花幹什麼，我說送給我女朋友，她最喜歡的花就是白菊花。警察不相信，非說我有問題，沒收了我的花，還把我拎到局子里關了一夜。那夜空調開得太大，把我凍壞了。第二天早上他們放了我，沒給任何理由。從那以後，我見著警察就跑。
周戊（女，1979年生，河南洛陽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還有人想在人群里找到另一個自己？天哪，不可思議。你知道我怕什麼？撞衫！我最怕的就是看見某個人跟我穿一樣的衣服。不管長得像不像，我都會渾身發癢，想撓，想把自己皮膚撕開；好像不是撞衫，而是倆人長了相同的皮膚。我想躲，覺得自己突然被當眾扒光了，突然成了一個身份可疑的人，正在冒充別人活在這世上。所以你看，我這衣服，每一件都是找裁縫做的，我得讓他們盡量確保從此不再做這一款式的衣服。
吳己（男，1974年生，陝西安康人，常住深圳，企業高管）：沒什麼不能說的。我就是想做愛，每天都想。你說性交也行，這個詞更帶勁兒。過了三十二歲之後突然這樣，我單身，很忙，沒時間談戀愛，結婚更免談，就算累得倒頭就睡，醒來第一件事也是想性交。雖然在深圳這種地方，我也沒瞎搞過，你不信也無所謂。我去醫院查了，不是性亢進。心理醫生問我是不是受到什麼刺激，好像沒有。就是想。有時候突然來了那感覺，都想把老二一刀去了。也有人說是工作太忙導致的，不明白。我在網上看到，有個女孩和我的感覺有點像。她可能比我還忙，但就是整天覺得那地方空蕩蕩的，總想找一根東西把它塞滿，惡狠狠地塞滿。跟性亢進沒關係。所以擔心，現在我一天到晚想搞，一天到晚擔心自己想搞，更累了。
鄭庚（女，1975年生，湖北洪湖人，常住天津，中學教師）：這個年齡，當然是安全感。朋友和同事們的婚姻排著隊亮紅燈。她們說，我撐不了十年。現在我們結婚九年，孩子五歲，一年前我就開始擔心。離婚的隊伍每天都在提醒我。老公工作忙，應酬也多，經常出差不在家。我越來越敏感，擔心出問題。每次他回到家我都得提醒自己，別瞎猜，免得心理暗示，覺得誰都是賊。也越來越不自信。他的事業越做越大，職務越來越高，人人都覺得他光鮮，看上去也比我年輕。其實我比他小兩歲。二十五歲教書，到現在還是原地踏步走，圈子和視野越來越小，我覺得我們的距離在拉大。如果他要出點什麼事，我都不知道我和女兒該怎麼辦。真擔心，經常被噩夢嚇醒，我都夢見他和一個長頭髮的年輕女孩在一起三次了。
王辛（男，1972年生，四川綿陽人，常住北京，公務員）：怕被人超過，尤其是年輕人。八〇後。現在的孩子真是有眼力見兒，他們比你更擅長揣摩領導的心思，很多事情都能搶在你前頭。領導賞識了，你才有上升空間，在機關里待過的都明白。我擔心自己到頭了。後來的孩子頭腦太好使了。上不去本身沒什麼可怕，可怕的是，在你後面的都上去了，你原地踏步，等於在倒退。我帶了兩個徒弟，都不錯，有能力也有心眼，我一想到哪一天他們成了我的上司，跟我說，「王老師，給我倒杯茶」，我撞牆的心都有了。
馮壬（男，1979年生，甘肅蘭州人，常住天津，保安）：跟你說了，你得保證不告訴別人。保證？嗯。我想殺人，真的。你要在這個小區當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