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夢裡經常迷路，因為耶路撒冷布滿石頭。夢裡的「和平之城」石頭茫然無序，黑的石頭很黑，白的石頭很白，用你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積、排列、擺放在建築、道路和山頂上。
沿著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條石頭小路進入耶路撒冷，雲在天上積累，層層疊疊的白雲遮住陽光，石頭變幻著形狀逐漸長大，像莊嚴的陰影大軍開進了城市。那些石頭，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磨、鑲嵌，組裝出這座陌生的城市。你的雙腳踝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沿向上傾斜三十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處走，房屋在升高，你手扶牆壁，身上落滿石頭上的白堊粉。有時候行人如織，他們穿黑衣戴黑帽，頂著水流般的黑色頭巾，他們低頭疾走，男人的下巴上長滿茂盛的鬍鬚；有時候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石頭在風裡歌唱，耶路撒冷仿如寒冷的空城；你把包背在身後，汗滴到腳前，你走啊走，從一條街升高到另外一條街，永遠是石頭，黑色的和白色的，永遠是城堡和房屋，永遠是臨街關閉的窄小的門，你直起腰，看不見殘存的大衛王城堡拱門，看不見哭牆、聖殿山、聖墓教堂和阿克薩清真寺金碧輝煌的穹頂，你看見你到達之處是你已經經過無數次的同一個地方，你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你又迷路了。石頭，石頭，石頭，你認識它們又不認識它們，它們長得相同又相異——你總是夢見你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你總是夢見你跋涉在耶路撒冷九九歸一的路上。
事實上你從未去過耶路撒冷，夢裡的城市來自閱讀、推衍和沒來由的虛構。但是你的確總是做類似的夢。
雅各布·塞繆爾教授問：「你真喜歡耶路撒冷？」
你答：「真喜歡。」
教授說：「那你來吧。」
雅各布·塞繆爾，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認識了快兩年，塞繆爾教授向你發出邀請；此時離你博士畢業已經很近，申請希伯來大學的博士學位是來不及了，條件也不充分。「你可以先來希大做一年訪問學者，」教授建議，「有足夠的時間來申請讀博。」當時你們坐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酒店裡喝茶聊天。這一天，你陪塞繆爾教授在虹口區過了一個中國春節後，第二次陪他來上海訪舊，你們剛從淮海中路1380號回來。1380號是漢學家羅逸民的故居，這位曾經參與編寫了著名的《德華標準大字典》的前羅馬尼亞人，本名埃爾溫·賴夫勒，奧地利著名漢學家羅斯托恩的高足，上個世紀20年代來上海，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裡一直在上海教書授業。1945年到1947年間，塞繆爾教授的父親愛德華·塞繆爾，曾在羅逸民先生的中文班上學過漢語。塞繆爾教授此行就為了圓父親生前的一個夢；愛德華和妻子艾格尼絲1948年離開上海去以色列後，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你到城市與社區研究所來。回去我就讓他們給你發邀請函。」
塞繆爾教授是希大社會科學學院的元老，他認為學院下面的城市與社區研究所很適合你。的確如此，你在北大念的也是社會學，專業方向是城鄉社會發展研究。
「到了希大你可得好好學希伯來語啊，」教授又說，「你知道身處異國不懂得她的母語是多麼痛苦。」
這正是塞繆爾教授需要你陪同他來上海的原因之一。他不會說漢語，而你可以用流暢的英語為他翻譯和導遊。你說當然，你對希伯來語一直充滿嚮往，自從你知道《聖經》和耶路撒冷都是從這種神奇的語言中來，十幾年裡你就對這種語言滿懷好奇。你想知道《聖經》和耶路撒冷用希伯來語精確地念出來時是何等奇妙的聲音。當然你聽過，在網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頻資料里，聽過很多次，甚至也聽塞繆爾教授親自用希伯來語朗誦過一大段《聖經》文字，作為慶祝新年的節目之一。他朗誦的那部分里有你最熟悉的段落：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誰可憐你呢？誰為你悲傷呢？」
但是，你當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讓這最原初、最美妙的聲音從自己的唇舌間發出來。「語言讓我們得以自我確證。」這是你的導師顧念章教授說的。一年多前，塞繆爾教授來北京參加一個題為「城市與現代生活」的國際研討會，會後拿出一沓老照片供滯留在會場的幾位學者教授傳閱。黑白的，因為年深日久已經泛黃。照片傳到顧教授手上時，會場上只剩下他和塞繆爾教授兩個人。
顧教授完全是出於禮貌才將翻閱照片的速度放慢。其中的一張讓他徹底停下來。他看著照片上穿西裝、打領帶、梳著中分髮型的年輕男子，有點愣，彷彿不經意扭了一下頭，看見了遠處的鏡子。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繆爾教授，然後翻轉到照片背面看，背面除了茶水般的歲月陳跡，別無其他。顧教授指指照片又猶疑地指指自己，塞繆爾教授伸長脖子看照片，然後盯著顧教授看，接著指指顧教授又猶疑地指指照片。他在顧教授的手裡彷彿也看見了那面鏡子。顧教授除了漢語只會說俄語，塞繆爾教授除了希伯來語外還能說四種外語，但這四種里既不包括漢語也不包括俄語；他們只能像兩個啞巴似的啊啊啊地相互指點。正好你從場外進來，臨時充當了翻譯。此次會議，你不僅要在會上宣讀關於「中國小城鎮化」的研究論文，還和同門的師兄弟兼做會務。導師的表情少見的激動。導師說：
「平陽，快幫我把意思表達一下。」
你看著那張照片，又看看導師，眉眼間似曾相識。你用英語說：「塞繆爾教授您好。顧教授想問，這照片是從哪裡來的。」
塞繆爾教授用英語答：「我父親40年代在上海拍的。」
你接著翻譯導師的下一個問題：「上海哪裡？」
「提籃橋。」
「提籃橋！他是——我父親！」顧教授一把抓住以色列客人的手，重複道，「他應該就是我父親！」
提籃橋。當天晚上你就從上海地圖上查到了這個地方，在虹口區。二戰期間，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都住這裡。虹口地處公共租界和華界交叉地帶，房租和物價比較便宜，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猶太難民扎堆到這裡。一間屋擠了三五十號人是常事，最擁擠的房間里能住一兩百人。剛到上海的愛德華·塞繆爾夫婦，那時候還沒有結婚，別人稱他們愛德華·塞繆爾先生和艾格尼絲·弗蘭克爾小姐，在一間擺了四十張高低鋪的房子里住了兩個晚上。兩人之間隔了十八張床，臨睡前必須越過幾十雙臭鞋子相互道一聲晚安。兩天之後，愛德華通過一個從德國北方城市基爾來的朋友幫助，在提籃橋旁邊的一個弄堂里租了一間小屋子。
「我父母只告訴我，他是他們在提籃橋的鄰居，」塞繆爾教授為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深感慚愧，「家父一再叮囑我，如果來中國，一定要打聽到這位先生的名字，當面致謝。如果真是您的父親——令尊曾在1939年10月底，開車送了他們去一家醫院。」
六十多年前的一個黃昏，猶太姑娘艾格尼絲做晚飯，菜刀從案板滑落，掉在腳上，割破了血管，血瞬間灌滿了拖鞋。護士出身的艾格尼絲撕了一件衣服簡單地做了包紮，男友愛德華背上她就往外跑。弄堂口一輛黃包車都沒有。一個中國小夥子剛好停下車，他打開車門，招呼讓兩個外國人上車。他把他們送到醫院，等他們包紮好，再開車把他們送回來。一路匆忙，愛德華都沒來得及問對方的尊姓大名，但知道他也住這個弄堂里。有一天他站在路邊，用他的萊卡相機拍過這個和他一樣年輕的中國人，後者對他笑笑，並沒有介意他的偷拍。愛德華和艾格尼絲一直打算，再見到那個中國小夥子，一定要認真地感謝。偏不巧，接下來的一個月都沒遇到。到了12月底，艾格尼絲在法租界邁爾西路（今茂名南路）上的羅生特診所找到一份新工作，在診所邊就近租了房子，離開了那個弄堂。此後的九年里，他們常回提籃橋一帶的咖啡館與朋友聚會，從著名的麥斯考特屋頂花園出來，他們總會拐到住過的弄堂轉一圈，依然沒能遇到送他們去醫院的好心人。
「聽我外祖母說，我父親二十多歲就開車，」顧教授眼睛看著照片上的父親，「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產生意。」
「老人家現在呢？」塞繆爾教授問。
「四十年前就去世了，」顧教授笑笑，捂了一下兩隻眼睛，「當時我只有十二歲。你知道，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父母都曾在外國人的公司里做過事，被當作劣跡拿出來批鬥。大冬天只准穿一身單衣，被綁在學校操場的單杠上，一根立柱上捆著我父親，一根立柱上捆著我母親。革命群眾斗完了回家吃飯，把他們給忘了。半夜下起大雪，連著又下了一天，等堆雪人的孩子發現他們時，我父母已經被凍成了冰棍。」
「非常對不起，」塞繆爾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