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個專欄的時候，阿爾巴尼亞趴在我的腳面上；三年之後我重回故鄉，這隻長毛狗很快認出了我。銅錢此刻也在樓下，他因為要攔下火車而遭到雷擊，受了驚嚇，兩眼像吃了生肉一樣血紅。我父親給他扎針，我母親為他施了法術，科學和迷信並用後，他恢複了常人的膚色和眼神。傻子中的常人。他陳述雷擊的感受時說，那是有人偷走了他的一條腿。可以想像一下，雷擊的感覺在一瞬間如同消失，由充滿導致的什麼都沒有，所以他摔倒在泥水裡。毫無疑問，這是一系列巧合，在他放下石頭準備讓火車停下時，火車碰巧出了故障；在他準備逃跑時，一道閃電碰巧經過他腳後跟，但這個傻子以為是他弄壞了火車，以為閃電來襲是火車在向他報復。在我們這個剛通火車的地方，對一個沒見過幾次火車的人來說，火車可能具有的力量你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包括某種通靈似的力量。他的確是個傻子，小時候被豬踢壞了腦袋，他大我六歲。
有意思的地方不在銅錢是個傻子，也不在他攔火車和被雷擊，而在，這個傻子想到世界去。街坊們為他這個想法笑了，個傻子，也想到世界去！但我呆立一旁，瞬間彷彿也遭了雷擊——傻子也要到世界去！
請允許我說一說銅錢，我叫他哥。多少年裡他都站在路邊，要麼被別人取笑，要麼沒有人理。冬天裡他如果不去擦清水鼻涕，兩隻手在化凍之前都不會從棉襖的袖筒里拿出來；到了夏天，他總是把褲子一直提到胳肢窩，為了防止被別人扒下來。四歲被豬踢了以後，很多年裡大人們都以從身後猛地褪下他的褲子為樂，直到有一天，他的褲子被住在西大街的獸醫朱永久褪下來，嚇哭了迎面走過來的兩個年輕姑娘。那兩個姑娘現在早成了中年婦女，孩子都快結婚生子了，但那時候她們還年輕，頭一次看見男人兩腿之間毛髮崢嶸，像個黑色的鳥窩，當然，還有猛然壯大的男根，她們就哭了，捂著失去貞操的雙眼跌跌撞撞地跑，差點撞上對面開過來的拖拉機。朱永久因此被在場的中老年婦女罵得狗血淋頭。他也沒想到銅錢突然之間成了男人，這個他媽的傻子啊，都長齊全了也不吱一聲。現在朱永久得了肺癌，正託人向法院起訴西大街旁邊的沿河風光帶管委會的大樓，他說因為這棟十二層樓，拆遷、挖掘、施工建設，一年多里塵土飛揚，讓他染上了肺癌。他們家飯桌上每天都能擦下的一層灰塵可以為證。再沒有人從背後扒銅錢的褲子了，但他還是謹慎地一直提到腋下，他的褲子必須跟花街上的裁縫林婆婆定製，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穿如此之高的高腰褲。他依然習慣站在路邊，漠然地看著來往的行人，但見到我，他就咧開嘴笑，說：
——平陽，回來啦？
這些年，我從小學校回來，從初中回來，從高中回來，從大學回來，從教書的大學回來，從北京回來，他見著我都會說：平陽，回來啦？他從來不問我是從哪裡回來的，但他顯然知道，他什麼都知道，剛才我去樓下看他，他還在弄壞火車和雷擊的恐懼中沒有出來，但他說：
——平陽，你從北京回來啦？
誰告訴他我去北京了？他怎麼知道我就是從北京回來的？
當然，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我去了外面的世界。
「世界」這個宏大的詞，在今天變得前所未有的顯要。我相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放話「解放亞非拉」的時候，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充分：那時候對大多數人來說，提及「世界」只是在敘述一個抽象的詞，洋鬼子等同於某種天外飛仙，而現在，全世界布滿了中國人；不僅僅一個中國人可以隨隨便便地跑遍全中國，就算拿來一個地球儀，你把眼睛探上去，也會看見這個橢圓形的球體的各個角落都在閃動著黑頭髮和黃皮膚。像天氣預報上的風雲流變，中國人在中國的版圖和世界的版圖上毫無章法地流動，呼的一波刮到這兒，呼的一波又刮到那兒。「世界」從一個名詞和形容詞變成了一個動詞。
在花街，在我小時候，世界的盡頭就是跑船的人沿運河上下五百里。一段運河的長度決定了我父輩的世界觀。跑船的老大和水手們帶來遠方的消息、零食和禮物，偶爾還帶回來皮膚姣好的女人，他們說到連綿起伏的山，說到漫無邊際的海，說到比我們市更高更大的樓房時，我們想，哦，那是另一個世界。我們的世界的盡頭是另一個世界的開始。在我念大學之前，去過最遠的地方是江西，那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和三個朋友去尋找一個女孩。迷路、飢餓、流浪，舉目無親。沒找到，我們沉浸在揮之不去的失望和憂傷里，同時我們也空前地興奮：世界竟如此之大，任我們怎麼走下去它還有。現在，我們四個人和要尋找的那個女孩，每一個人曾走過的地方都比江西要遠得多。據我所知，即使現在他們有的人已經停下來，他們所到之處也大大超過了父輩們的想像；而只要他們還願意，無窮大的世界就可以隨時在他們腳底下像印花布匹一樣展開。
的確，我們趕上了。可以出門念大學、讀研究生、進修、工作、做生意、當兵、當兵之後的轉業和提干，可以到任何一座城市打工，可以到國外勞務輸出，可以留學、申請綠卡、變成外國人，當然，還可以全世界地殺人越貨專干歪門邪道的事。據我父母的「情報」，僅在我故鄉的四條街上（我說的花街、東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方圓三公里內，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如果在本地沒有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小時候曾被豬、驢或者馬踢過腦袋，如果他的身心足以鮮活得上躥下跳，他一定在外面的世界上跑——近到兩百五十公里外的海陵市，那地方靠海，沙灘漫長，傳說有的島上住著很多猴子和神仙；遠至地球的對面，那裡的人黑的很黑，白的很白，說著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花街人聽不懂的鳥語。
四條街上的年輕人如今散布各處。中國的年輕人如今像中子一樣，在全世界無規則地快速運動。此情此景，花街上的老同志經常抱有疑問：世界究竟有多大，能讓你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馬不停蹄地跑？他們懷疑你在一個無窮遠的地方如何存活下去，吃米飯還是饅頭？喝水嗎？豬肉和魚都從哪裡來？那裡有多少田地可以種出芹菜、芫荽、蒜苗、豆角、土豆、茼蒿、冬瓜、韭菜、茄子、絲瓜、山藥、蘿蔔和大蔥？因為他們看不見。他們不相信一架鋼鐵製造的巨大房屋可以在天上連續飛上十三個小時之後到達美國的城市芝加哥，那麼重的東西怎麼可能不掉下來？你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鐵盒子里，能放心地睡安穩？多科學的解釋他們都認為是扯淡。現在，繼本地開通火車之後，「為促進經濟發展，提高競爭力」，在另一位偉大人物的故鄉，離花街三十公里外的一個區，即將建成一座現代化的機場。從機場挖出第一鍬土開始奠基的那天起，我們四條街上就一撥撥自發組團去瞻仰，他們想知道，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就能跟世界建立起了聯繫。
我爸早年在海陵學醫，在此之前因為車船免費，混進了大串聯的隊伍里，到過上海和北京。儘管那時候南京路和長安街上沒幾輛車在跑，父親也算是見了世面的人。我媽生在比當時的花街還鄉下的鄉下，串聯沒她的份兒；在我決意去北京之前，她見過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給我姐夫的那座城市，所以，她對我去北京直犯嘀咕，那麼大（她當然知道北京很大），遠得不知道在哪兒了（我媽對地圖的理解局限在運河地區，她必須以運河為坐標才能判斷出東西南北），咱兒子能行嗎？我爸連回憶加虛構，把近半個世紀前的北京搬到現在的首都，說得像家門口一樣熟悉，我媽才勉強戰勝了自己的恐懼。為了讓自己更踏實一點，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搶電視遙控器，我爸要看本地新聞，她要看北京台的新聞，天氣預報也不放過。而現在，我媽每次回鄉下給外公外婆上墳，回來都要感嘆：
——都出去了。都出去吧。跑得越遠越好。
她說的是村子裡空了，年輕人都出門打工，到南京、上海、深圳、廣州、蘇州、寧波和北京。待在家裡的都是老弱病殘，每天通過電視、電話和手機簡訊想像遠在世界上的親人。儘管他們和我媽一樣，頭腦中缺少完整的中國和世界地圖，但所有人都接受了這一事實：到世界去。必須到世界去。如果誰家的年輕人整天無所事事地在村頭晃蕩，他會看見無數的白眼，家人都得跟著為他羞愧。因為世界早已經動起來，「到世界去」已然成了年輕人生活的常態，最沒用的男人才守著炕沿兒過日子。
無法想像的，無法理解的，現在是最基本的現實。現實總是正確的，於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如你所知，世界意味著機會、財富，意味著響噹噹的後半生和孩子的未來（我所了解的三十來歲的打工者，倘若不能將孩子帶在身邊，他們的異鄉打工生涯多半計畫在五十歲之前結束，掙夠了辛苦錢，以便供養孩子、老人和自己的後半生），也意味著開闊和自由。後者往往被我們忽略。
生存固然是我們活著的第一要務，不過我們一定也知道，在當下無窮動的年輕人中，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