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看似漫長的假期因為學校的重新開辦終於結束了。漢堡公園在丹麥所捐贈的一處臨時建築里開設了一個幼稚園，但我的年紀已經超過了可以就讀的年齡。小學距離公園要相對遠些，不過在當時，小孩子自己走路上學是很安全的。我們總是三個人一起穿越殘破的街道，走路去上學，包括我、卡拉，還有一名與我住在同一排房子里的朋友賀佳。沿途中，我們總是可以看到牆上留下一些斑駁褪色的字跡，他們在那裡向家人傳遞著他們的下落和去向。我不知在這些信息中有多少是徒勞白寫的，而又有多少丈夫和小孩子可以就此找到他們的家人。在一些破敗的石牆上還寫著搶奪偷竊他人財物的人會被起訴，只要你環顧四周，你就會發現這裡已經沒有剩下什麼值得去偷搶的東西了，甚至連房子的建築材料也已經被拿去充分地利用了，或是作為柴火取暖、或是作為鋪在地上的木板。
我們懷著好奇的心情鑽進了一些小屋子裡，如果當時我們能夠找到任何有用的東西，我敢說我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拿走，可惜我們什麼也沒找到。媽媽警告我們那裡很危險，不要再進到廢墟中。但那種想要進去一探究竟的慾望卻十分強烈。我們把這當成是一次冒險活動，在我們看來裡面那些坍塌的牆面，還有流竄其中的老鼠、野貓，都不是人類生命遭受創傷之後的傷痕，反而是一座充滿樂趣和吸引力的遊樂場。
學校里是每天早上八點開始上課，而且十點時會有一次餐點提供，所以每天我們都會自己背著金屬的碗盆和湯匙。每個班級會選出兩名營養狀況不太好的小孩子，給他們多一些的食物。起初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我討厭跟班上的同學們不一樣，所以一段時間以後，當我終於可以卸下這份「榮耀」的時候，我感到十分高興。放學時間大約是下午一點鐘，這樣我們還可以回家去吃午餐，這也意味著我們每天算下來可以多吃一頓，我們的身體也因此而更加健壯，下午的時候我們可以去上一些音樂、舞蹈或是體育課，但這都是需要付費的。
九歲時，我不幸染上了小兒麻痹症，回想起來，應該是在易北河游泳的時候感染上的。那次我們到河岸邊的一個親戚家作客，我到河中去游泳，結果不到一天的時間我便開始出現了不適的狀況，一直吐個不停，全身也無法動彈。我立刻被送到了當地的醫院，然後轉診到了一家大型的兒童醫院，在那裡我被診斷出了小兒麻痹症。我住了兩個月的醫院，但有一點是極為幸運的，我成為了德國第一批接受用血清製劑治療小兒麻痹的患者，這種製劑是美國最新的研發成果。雖然為此我的媽媽和爸爸必須簽下一份同意書，但我很高興他們能夠答應這麼做，因為我真的完全康復了，並且沒有產生任何的副作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調養，我才完全康復。為了能夠儘快恢複我原來的體形，我一直強迫自己去參加一些體育社團和芭蕾舞社團，而這也是另一個我必須感謝美國人的原因。
因為這個病，我的同學也都很感激我，因為這個病是會傳染的，為了確保不會有其他的人被我傳染，他們也都獲得了兩個禮拜假期。
四年之後，我因為腦脊膜炎而再次病危，這次我真的以為自己會死去。只記得自己當時頭痛欲裂、兩眼漆黑，並且不停地嘔吐，我根本就抬不起頭來，只覺得眼前有明亮的光點在移動。我再次被緊急地送到了醫院，當媽媽和爸爸帶著一隻精美的手錶來看望我時，我對於死亡的恐懼簡直達到了頂點，因為我總是說希望生日或聖誕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隻手錶或是一輛腳踏車作為禮物，但他們總是說我太小而且很頑皮，如果騎腳踏車會很容易跌倒受傷，也很容易把手錶弄丟或是摔壞。所以當他們帶著手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心裡在想這也許是他們在滿足我最後的願望，而我也應該離死期不遠了。於是我開始失聲痛哭起來，但並沒有告訴他們我為什麼哭。
這次我的病情真的很重，而這次哭泣則讓我腦子裡發炎的組織受到了更多的刺激。我的心情開始變得更加沉重，好在不久之後一位年輕英俊的醫師來到了我的床邊，他坐下來，握住了我的手，對我說：「我是新到這裡的醫生，雖然才剛剛開始醫生的工作，但我想證明自己的能力。我是真心希望能夠使你的病情好轉，但光憑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需要你的配合，我相信，有了我們倆的努力，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他的話讓我漸漸平靜了下來，之後便睡著了，那也是我生病後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穩和愜意。當我睜開眼時，他再次坐到了我的床邊，起初我還以為他整夜都坐在那兒沒有離開。那是我病情開始好轉的一個轉折點。此後，為了移除我脊髓周邊的那些流質，我必須經過多次的腰部穿刺治療，那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讓一根細細的、大約有三十多厘米長的針刺穿進我的身體。那時我還常常想：「萬一他們要是有個不小心，把這支針從我前面的肚臍眼裡穿出來，我該怎麼辦？」手術完成之後我平躺在沒有枕頭的床上長達二十四小時，這是為了避免我的頭部再次疼痛起來。這一次，我又被迫在醫院裡待了好幾個星期。
我的病情終於好轉了許多，一天，護士小姐們給我穿上了她們的制服。媽媽和爸爸來看我時，發現病床上空無一人，而當他們轉身要出門尋找我時，我悄悄從他們的身後冒了出來。「能為您二位效勞嗎？」我調皮地問他們，他們感到十分驚訝，我竟然已經康復到能和他們搞惡作劇了。
因為我的緣故班上的同學都放了兩周的假期，所以當我回到學校時，他們居然搶著問我：「你下次要生什麼病呢？我們都期待著能再放兩個星期的長假呢！」
「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要是再放假也該換我休息休息啦！」我笑著回答他們。
不過這樣的事情沒有再發生過。
我在十歲時順利地通過了一個考試，那代表著我可以在一所相當於英國文法中學 的學校里讀書。而這所新中學就在我們公園裡的那間小屋子的附近，不用去很遠的地方上學真的很棒，在家時我甚至還能聽到學校的晨鐘。我們那棟建築的上面幾層給男孩子們使用，因為他們的中學仍然被當做軍用醫院使用。不過校方還是想盡一切辦法盡量避免男孩和女孩們的接觸，所以我們可能接觸到男孩子的幾乎就只有在放學後的舞蹈課上了。
我放學後的所有時間幾乎都被各種活動排滿了，包括體育課、國標舞課，我甚至還要上「音樂律動」課，這個課就像是芭蕾課，只是我們不用頂著腳尖旋轉舞蹈。這門課的授課老師也很有意思，尤其是他的名字——寶刀，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們總會「咯咯」的笑起來，他是男老師，但有些女性化，不過我總是因為被他選出來一起做示範而感到自豪。
在我的高中時代里，保留著非常美好的記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結交了伊瑟、安緹耶和嘉玲三位好朋友。我們的感情非常好，當時甚至還組成了一個四人的小團體，叫做「CDS」，我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這個縮寫的意義，即使是現在，即使安緹耶和嘉玲都已經離開了人世，我依然會保守著這個秘密（我和伊瑟依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每次回到漢堡我都會和她見面）。三個女孩的情況不一樣：伊瑟的母親因為戰爭而成為了寡婦，靠著苦心經營的一家糕點店才將三個孩子拉扯長大，在上學的路上我們經常會經過這家糕點店。而安緹耶和嘉玲都來自相對富裕的家庭，住在城外的別墅里，不過我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家在戰爭中失去一切而感到任何的自卑。安緹耶擅長跑步，但在一次一百米的短跑比賽中，安緹耶在抵達終點線的時候被絆倒了，腳部因此而嚴重受傷，為了能離學校近一些，她便和我們住在了一起。離開了美麗的別墅，與我們同住在這間又小又簡陋，而且沒有洗浴設施的簡樸房舍里，安緹耶卻顯得非常開心。她在我們家住得很舒心，這些都要歸功於媽媽，因為她是個非常稱職的家庭主婦，能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條，能夠讓每個人都找到回家的感覺。
那段時間裡，學校請來了一位來自英國的實習老師專門教我們的英文，她名叫戴芙妮·亞斯皮琳。校方征尋一些可以接待她的家庭，希望有家庭能夠為她提供一個月的住宿。雖然我們的房子並不大，而學校還有很多其他女孩子的家裡能夠為她提供更加舒適的住宿，但她卻對我們家情有獨鍾，在我們家待了近兩個月。直到現在，我和戴芙妮依然保持著聯絡。她最後並沒有成為老師，而是到了倫敦的外交事務部工作，因為她發現自己對班上的某些孩子會特別偏心。
我的英文成績在班級里總是名列前茅，為此我必須要感謝我們所遇到的那些英國士兵。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對那些可以去英國的機會表現得都很積極，我的學校和在蘭開郡艾瑟頓的勒伊中學有一些學生交流的計畫。
1954年8月，我們在勒伊中學度過了兩個星期的生活，那裡始終下著蒙蒙的細雨。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套合身的網球套裝，可老天爺偏偏一直沒有給我們機會讓我們穿到外面展示一下。當時我覺得那裡的男生看起來都很奇怪，因為他們在夾克里都穿著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