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境內在戰敗的最後幾周內逐漸陷入了無序的狀態，道路上湧現出了許多流浪的難民：那些被釋放出來的英國、法國以及美國軍隊的戰俘，他們希望能夠回歸到自己的部隊，還有許多流離失所的家庭，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弱和婦孺，他們吃力地推著運載著他們所有財物的小型手推車，希望沿路可以找到一個能夠安定下來的地方。所有人的肩上都背著用繩子捆綁好的包裹、行李、藤籃或是袋子，有些人甚至還扛著毛毯。還有那些外國的奴工，這些人主要來自波羅的海沿岸的國家，他們被迫在德國工作，所以這次的解放對於他們來說，更是一個可以肆意破壞這個國家僅存的一點東西的好機會，各種罪惡的行徑隨即展開：掠奪行搶、恣意破壞，甚至是強暴婦女。
我似乎很難將這段時間發生在我眼前的事情按時間準確地排序，幸虧艾薇的日記帶領著我回憶起了那些片段，只要有一點能靜下來的機會，艾薇就會用鉛筆在日記本中把遇到和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但在我們第二階段的行進中並沒有那麼多可以安靜下來的空閑時間，艾薇的日記也因此而變得稀稀落落，許多事情都沒來得及記下。
一路上都是擁擠的難民，艾薇將我緊緊地拉向她，此時此刻，艾薇已經連最簡短的客氣話也不願與其他的行人多說一句。我們看到了許多與家人失散的小孩，雖然他們看起來比我年紀稍大，但顯然還不能夠獨立照顧自己；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則被用臨時拼湊搭起的推車推著走。路上偶爾也會遇到一些德國士兵，他們已經沒有往日的氣勢，而是像其他人一樣形色匆匆地向前趕路。
一些人道救助已經在民間展開，村民們會在自家的門口擺好一桶桶水供我們飲用。在經過布朗史維格的時候，我們幸運地遇到了一些在發放咖啡和甜甜圈的美國士兵和美國紅十字會的女孩們，時至今日我的鼻息中彷彿依然還存留著那甜甜圈甜膩的味道。那些發放甜甜圈的女孩們看起來都很健康，不像我們這樣皮包骨頭，她們和士兵說笑，對我們也十分友善和親切。我們貪婪地往袋子里塞了好多的甜甜圈，留作路上的糧食，同時，也可以將它們分給那些糧食比我們還少的行人。
一天，我們看到了路邊站著一小群人，他們的頭都被剃光了，身上穿著條紋的制服，骨瘦如柴簡直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他們看起來就像一具具行走的骷髏，根本不成人樣。他們中有一個人伸出手來向路人乞討食物，而其他人，看起來好像連乞討的力氣都沒有。
「他們是什麼人？」我問艾薇。我無法理解人怎麼可以瘦到如此地步。
「不太清楚。」艾薇說道，「我想他們一定是從醫院或是什麼地方出來的。看起來他們好像病得很重，一直都在接受治療。也許是那個地方關閉了，所以他們只能拖著帶病的身子出來了。」
其實，那些人就是集中營里的倖存者。而這些能從集中營里走出來的人，已經算是生還者當中健康狀況最好的了。我們後來聽說了這些生活在集中營里的人民所經歷的慘絕人寰的遭遇，每每一想到我們所見到的這些人的面龐，而當時我們卻無法寄予他們任何幫助，我和艾薇就不禁淚流滿面。多年之後，當我看到自己的兒子因為癌症而需要接受化療，看到他因為病痛折磨而深陷的臉頰以及骨瘦如柴的身軀時，我就會聯想到那些身穿條紋衣服的人們，他們伸出了雙手懇求世界的援助。
年幼的我無法理解這其中的深意，只是將這群可憐的人視為這個瘋狂世界中持續可見的景象之一。當這個世界中的所有秩序都被完全顛覆，每個人的腦海中也就只剩下了對於自己生存的擔心。現在回想起來，我實在無法理解怎麼可以如此殘忍地對待他人，而這種可怕幾乎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
沿途中，我們還看到一團團的人被塞到貨車的車廂里，不知將要被帶往何處。我想這一定是發生在我們進入聯軍的控制區域前，這麼多混雜的記憶片段就這樣留存在我的腦海中，使我根本分不清它們到底是在哪個地方發生的，這實在令人困惑。還有一次，我們看到一列火車在我們不遠處停了下來，裡面所有的人都被叫了出來，我們看著他們從高築的火車鐵軌上爬下河床，像螞蟻一般，然後又摸索著爬下陡斜的堤岸，然後開始匆忙地向四面逃竄，以確定他們不會再被抓到。
行人們都在路上討論著蘇聯軍隊在哪裡，我們都十分謹慎，不敢與人輕易攀談，艾薇要我小心一點，不要隨便告訴別人我們要去哪裡。如果有人問起，她也只是回答：漢堡。
現在「漢堡」對於我來說就和當時的「唯德村」一樣重要。在那裡我們可以找到母親，而那兒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家的所在，這一點也是唯德村無法比擬的，如同在戰前一樣，它仍然是，也一直會是我們永久的居住地。即使我知道我們的房子早已在空襲中被炸毀了，但我仍然天真地夢想著它會被重新建起來，就跟原來一模一樣。我甚至可以想像出我們穿過寬敞的走道，看見媽媽正在等著我們，而廚房裡也飄來了食物的香味，當然，還有一大碗醋栗在等著我去清理。雖然我知道，這只是個十分天真的幻想，但在行進中，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著這個我們深愛的戰前的漢堡。
看見我如此沉迷於幻想，艾薇忍不住叮囑我：「如果它跟以前不一樣了，你一定不要太失望了，現在的漢堡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樣。」
但艾薇總是樂觀的，她從不灰心喪氣，她還告訴我，我們在唯德村沒見到媽媽並且沒被困在那兒其實是件好事。
「外公、外婆走不了這麼遠的路，」艾薇說，「謝天謝地他們都搭上了那班最後的火車。小漢寧也沒有辦法走路，而且這個推車根本沒有辦法支撐你們兩個人的重量。」
艾薇說的沒錯，如果我們真的全都留在了唯德村，那麼幾個月後我們便會留在東德，也就是蘇聯的統治區。
我們離策勒越來越近了，而我們的朋友哈根博士也會在那裡和我們告別。我們三人在外頭一同度過了我們最後的一晚，那晚我們並沒有再次幸運地找到另一間觀察室，但我們確實在某處林地上找到了一個乾燥的地方，還有一些人在附近搭起了棚子，點起了營火，不過我們並沒有加入他們而是寧願就地安頓下來。我們將自己緊緊地包裹在毛毯里，睡在一堆灌木叢中，另一邊擱著我們的推車為我們作掩護。
我們將為數不多的財物擺在了三個人中間，艾薇和哈根博士心裡都很明白此時很容易碰到那些四處覓食的飢餓的路人，因此哈根博士用一條大手帕將他的手腕和推車的把手綁在了一起，這樣一旦有人想把它搬走，他就會醒來。我們知道一路上一直有人貪婪地盯著它，可我們實在不想失去它，那有些人中有的沒有能夠負載運送他們財物的工具，只能背著孩子蹣跚而行，而其他一些即使有手推車，也顯然不如我們這個推起來輕巧，它是個裝有彈簧、堅固結實，而且製作精良的工藝製品。我們無數次地想要感謝那位美國的陸軍士兵，是他將我們原先笨重的推車大步推走而為我們帶來了眼前的這輛輕巧的手推車的。現在如果有人企圖要偷走它就會驚動哈根博士，那一晚他肯定睡得很不踏實。
美軍配給的食糧已經被我們全吃光了，飢餓又再次向我們襲來，那晚我們有一些麵包可以勉強果腹，除了身旁的溪水，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搭配著吃。我就這樣睡著了，還記得期間幾次被飢餓叫醒，肚子「咕咕嚕嚕」地叫著，好在第二天醒來時又是滿眼的春光。
那天我們起得很早，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躺著的地方實在不怎麼舒服，而另一方面是因為哈根博士離家越來越近，他急於起身前行。不一會兒，我們就走進了古老的策勒城，在這裡，哈根博士和我們分別，不過在走之前，他給我上了最後一課。對我來說，我一直以來都是在一間移動的教室里上課，他教給了我很多的東西。而作為臨別的禮物，他為我準備了一堂生動而簡略的策勒城歷史課，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講解它和古典音樂作曲家巴哈的關係，他還用口哨吹了一段巴哈的曲子給我聽。
哈根博士是個非常好的同伴，儘管他有些內向，而且喜怒不形於色，大部分的時候他不怎麼多說話（我們幾乎很少聽他談起過自己的生活），與他的分離讓我們十分不舍，但我們也為他能夠和家人團聚而高興。對艾薇來說，有男子與我們同行除了可以帶來安全感之外，還能有個大人一起聊聊天，並且尋求一些建議總是非常好的。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可以坐在我的推車裡左右張望，同時想像著回到家中與媽媽相見的場景。
我此刻十分想見到媽媽，那份渴望估計只有在很小的時候就被迫與媽媽分離的人才會明白。艾薇是個很棒的小媽媽，她總是把我放在第一位，竭盡全力讓我與我們所經歷的殘酷現實相隔絕。但即便是這樣，我依舊強烈地想念著自己的床鋪，還有媽媽一邊幫我綁辮子、一邊給我講故事聽的情景。我不斷地夢到她，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我夢到她就站在我們前方不遠處的灌木叢中開心地笑著，於是我全力地奔跑想要追上她。這夢境竟然如此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