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王起事雖然事出倉促，但明王朝的應對更見倉促。所以對王守仁而言，當務之急是拖慢寧王的行動，為自己這邊調兵遣將留出足夠的時間。爭奪時間，這是戡亂的第一件要務。
對寧王而言，時間是同樣寶貴的。所謂兵貴神速，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軍事原則，尤其在以弱對強、以小敵大的時候，出其不意才是克敵制勝的金科玉律。寧王確實有這樣的戰略，齊集王府護衛與亡命之徒，又大肆徵發壯丁，迅速組建了一支號稱有十萬之眾的軍隊，準備先克南京，再取北京。大軍奪取漕運船隻，沿水路襲擊南康，南康知府匆忙間棄城而走；翌日襲九江，九江的軍政、民政長官紛紛逃散，屬縣聞風皆潰。寧王大軍儼然有「順天討逆，沛莫能御」的勢頭。
消息傳到北京，據鄭曉記載，朝廷大臣驚懼不已，以為寧王舉事已經十成八九，只有兵部尚書王瓊穩如泰山，一日之內十四次調動兵員與物資，且高聲對群臣說：「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游，旦夕之間便將綁縛宸濠，諸公不必驚恐！當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今言類編》卷一）
這件事情，鄭曉或許得之傳聞，未可盡信，但有一段得之親歷的記載尤其值得重視。鄭曉回憶說：「寧王起事的時候，我二十一歲，正在杭州應考，見到各地的告急文書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說寧王反叛——要麼說江西省城有變，要麼說江西省城十分緊急，要麼說江西巡撫遇害，要麼說南昌忽然聚集了軍馬和船隻，傳聞有變，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今言類編》卷六）
何止各地長官，《年譜》有記載，當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後，朝廷大員仍持觀望態度，不敢斥言寧王造反，只有王瓊從沉默的大多數中發出了尖銳的不和諧音。
各級官員的「審慎」倒也情有可原，畢竟從實情上說，這是朱家的家務事，又焉知寧王不是又一個燕王呢？方孝孺血未冷，首鼠兩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小人喻於利」，必然會做這樣的打算。而「君子喻於義」的王守仁，自然會選擇「苟利國家，死生以之」的一途。當時有門生鄒守益趕赴吉安，向老師傳遞了一條情報：「聽說寧王收買了葉芳來夾攻吉安。」
葉芳曾是巨盜，之前向王守仁投誠，王守仁自信對他有足夠的了解：「葉芳必不會叛。以前他們這些人都以茅草為屋，叛亂的時候便把屋子燒掉，如今他們用巨木建屋，房舍千萬，一定捨不得燒了。」
鄒守益不以為然：「他們如果跟隨寧王造反，有封爵拜官之望，不可以常理揣摩。」
王守仁默然良久，終於說道：「就算天下人都反了，我輩固當如此做。」
鄒守益不禁惕然，胸中各種成敗利鈍的計較一時之間便被洗濯殆盡。（《年譜》）
這就是典型的儒家態度，只問是非，不計成敗，只要認定了正義的方向，那麼雖千萬人吾往矣，不惜與全世界為敵，不惜粉身碎骨。王守仁顯然被鄒守益說動，相信葉芳很有可能投靠了寧王，相信吉安將會遭到兩面夾攻，相信自己這一次凶多吉少，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改初衷。
當人們道及王守仁這一段功業的時候，最津津樂道的是他用兵的謀略，然而謀略是孫武、吳起、曹操、司馬懿諸公都有的，而只有與鄒守益的這番對話，只有敢明言寧王叛亂的這些公文，才能夠體現王守仁所獨有的儒將風範。所謂儒將，往往被人誤解為具有溫文爾雅的氣質、良好的修養和仁慈的心懷，而其最核心的特質，即王守仁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卻很遺憾地被人們一再忽略了。
所以最值得重視的是，王守仁在平叛之初的戰術，無論是旗幟鮮明的討伐也好，不惜假傳聖旨也罷，用鄭曉的話說，都是「不顧九族之禍」。
所謂「欽奉聖旨」，確實只是王守仁的疑兵之計。據《年譜》，王守仁深知南京、北京倉促無備，必須拖慢寧王的動作才好，於是散布了許多虛假情報，諸如「率領狼兵、官軍四十八萬來江西公幹」，某部、某部領官軍若干萬云云，製造了這樣一種假象，即朝廷早有防備，大軍雲集而至。
當然，無論是寧王的「十萬」也好，王守仁的「四十八萬」也好，都是虛張聲勢，彼此也都知道對方在虛張聲勢，但去除「水分常數」，總可以揣測一個大概。
王守仁又偽造了一些朝廷與寧王股肱李士實、劉養正、凌十一、閔念四的通信，言及招降或投誠事宜，故意使寧王查獲。小說演義里的這些伎倆真有奇效，寧王花了十多天的時間來甄別情報的虛實，當他終於做出準確判斷，終於消弭了猜忌心的時候，情報的真假已經一點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