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京城出了一件大事：越發貪玩好奇的武宗皇帝迷上了藏傳佛教，派遣太監劉允遠赴西藏迎請活佛，為此不惜耗費大量人力物力。
這種事情倘若發生在別人身上，譬如以佞佛著稱的梁武帝，總還有幾分虔誠的心在，但武宗的心思只會牽掛著傳說中密宗活佛的神秘法術，這是最讓儒家士大夫感到不安的地方。這倒也不能苛責武宗，畢竟密宗活佛的廣大神通直到今天也使很多人著迷。
儒家官員連番上書勸阻，王守仁雖然遠在南京，也寫了一篇《諫迎佛疏》試圖使武宗回心轉意。這自然會令人聯想到韓愈在唐憲宗年間寫下的那篇名文《諫迎佛骨表》，但兩篇文章對照之下，我們會發現王守仁全沒有韓愈那種直言無隱、甘犯龍顏的骨鯁姿態，而是循循善誘，極盡溫柔婉轉之能事。
然而文章寫成之後，不知為何，王守仁並未將它呈遞上去。於是，《諫迎佛疏》儼然是一株岩中花樹，當時雖未能與武宗的心一同明朗起來，卻可以啟發弟子與後人，至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洗脫心學即禪學的嫌疑：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蘗。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逆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游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托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蘗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賓士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慕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命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曆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
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熟悉《孟子》的讀者一眼便會看出，這篇文章簡直就是孟子說齊宣王的翻版。
齊宣王稱自己貪財好色，孟子一概順著他說，貪財是好事，將貪財之心發展，全國百姓都會過上富足的日子；好色也是好事，將好色之心發展，全國將不會再有孤男寡女。王守仁一開篇就在順著武宗的心意說：「迎佛是好事，那些勸阻的人都沒能體察陛下的向善之心。我跟別人不一樣，我是站在陛下這一邊的，我不擔心您愛好佛教，只擔心您愛得不夠。」
將欲取之，必先予之。這樣的開頭，是戰國游辯之士的典型風格。文章先要肯定的是，武宗應佛懷有良善的初衷，希望以佛法修養性命、普度眾生。這樣的謊言屬於儒家傳統里的「為尊者諱」，王守仁哪會不曉得武宗只是貪玩呢？只不過這樣一頂高帽子戴下去，這個皇位上的頑童總會容易聽勸一些吧。
接下來論證的是，既然有這樣的良好初衷，那麼與其崇佛，不如崇儒。理由是，佛是夷狄之聖人，聖人是中國之佛，所以推崇儒家的聖人也就等於在崇佛了。而之所以崇儒優於崇佛，是因為兩者都有本土適應性。譬如船與車都是很好的交通工具，但前者適於水而不適於陸，後者相反，在中國行佛教恰似陸地行舟，不可能有好結果的。
當然，這些道理對武宗而言都無足輕重，故此王守仁還需要再做分析：「退一步說，如果陛下崇佛不為治國平天下而只為修養性命的話，學佛也不如學儒。因為佛經所載，佛陀的壽命是八十二歲，而儒家經典有記載說，舜活到一百一十歲，堯活到一百二十歲。佛陀雖然有捨身以助人急難的壯舉，但總要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堯舜垂拱無為，天下便各安其所。」
對於這樣的比較，佛教徒肯定不會服氣，但無論其是非對錯，依然不是武宗最關心的問題。於是接下來，王守仁終於略略搔到癢處：「至於那些神通法術，原是佛教極力抵制的東西，稱之為外道邪魔，那麼，一個愛好佛教的人總不該去追求佛教所抵制的東西吧？」
神通確實是佛教典籍里一個很讓人費解的問題，一方面有明文禁止，一方面又有大量關於神通的記載，而在凡夫俗子的心裡，得道高僧總該是有些神通的。僧人們既從神通的傳聞里得到了許多實際的好處，譬如更多的供養，也受過神通的致命牽累，譬如在戰爭中被守城將領限令不得離城。
藏傳佛教又屬於佛教全部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