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下:舟中論道與岩中花樹的故事 五

《大學》講「知止而後有定」,依照朱熹的解釋,「止」就是至善的所在之處,那麼,人只要知道了至善在哪裡,也就有了明確的目標,不會迷茫了。而在朱熹的哲學體系里,天理是屬善的,人慾是屬惡的,「存天理,滅人慾」就是一個去惡向善的過程。當一個人的心裡人慾滅盡,純然只有天理的時候,自然就是至善無惡的狀態,大約相當於今天所講的「大公無私」,這是人們應該努力去追求的自我修養的最高境界。

朱熹又講「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即萬事萬物——譬如竹子或隨便什麼東西——莫不蘊含著天理或終極真理,王守仁卻有不同的見解,這正是徐愛接下來所討教的問題。

這裡有必要援引《傳習錄》原文: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者得之。」(《傳習錄·上》)

這裡涉及朱熹與王守仁很核心的一個分歧。王守仁有過「格竹子」失敗的體驗,對朱子的格物論很不以為然。王守仁的觀點是,如果像朱熹說的那樣,萬事萬物皆蘊含天理,這就相當於「至善」要到我心之外的萬事萬物上去尋。這完全搞錯了方向,因為道德不可能是外在的,而只能是內在的,所謂至善,只在自己的心裡,是「心之本體」。

所謂「本體」,我們不能做西方哲學之本體論的理解,它是指「原本的狀態」,或者用一個禪宗愛講的詞:「本來面目」。「本體」「義外」這些詞都是陽明心學裡很常見的概念,無論如何都避不開。

王守仁說朱熹的方法是向外尋求至善,這是「義外」。不熟悉儒學背景的話就不會曉得這是一句何等狠辣的攻訐。「義外」是百家爭鳴時代告子提出的命題,被孟子當作異端邪說狠狠地批判過(《孟子·告子上》)。所以,說朱熹是「義外」,就等於說他非但不是醇儒,甚至是告子異端那一派的,這在當時真是驚世駭俗的說法,也真有欺師滅祖的罪過。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朱熹聽聞陸九淵去世的消息,發出過一聲蓋棺論定式的嘆息:「可惜死了告子。」在心性問題上,告子曾是孟子最重要的論敵,正如陸九淵是朱熹最重要的論敵,所以朱熹這句話無疑是以孟子自居,一面將陸九淵貶損為告子異端,一面流露著郢人不再、無以為質的哀傷。

朱熹將陸九淵比作告子,理由之一就是兩人的主張同屬於「義外」。終於風水輪流轉,這回王守仁反而將「義外」「告子異端」這些標籤一併貼在朱熹身上。

至於王守仁所謂「至善」就是「心之本體」,意味著我們的心的原始狀態就是至善的,就是只有天理而沒有一毫人慾的。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見解,因為從這裡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推衍出一個驚人的結論:我們所有人生來都是聖人。陽明心學之所以振奮人心,與這個命題的關係最大。所以後來陽明弟子說「看到滿街都是聖人」,理論根源就在這裡。

那麼,天理究竟何在呢?

如果天理就是至善的話,那麼以今天的知識來看,善惡只是人類社會的倫理觀念,是由風俗形成的,而且善惡的標準總是因時因地而異,所以在竹子之類的東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同樣,善惡也不在我們的心裡,不是我們的先天特質,而是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在潛移默化中灌輸給我們的。所以,探究善惡問題,只能從社會結構上著手,藉助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手段。

當然,古人沒有這樣的見識,朱熹和王守仁都相信至善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心理預設,而人之所以有惡,首先是因為氣稟的差異,正如人天生便有智力差異和形體健全程度的差異一樣,其次是因為私慾的遮蔽,因為感官受到外物的不良誘惑所致。

至善既然是與生俱來的一種客觀存在,我們這些被私慾遮蔽了至善的人又該怎樣認識到它呢?朱熹的經典方法是,不斷去窮究一事一物背後的至理,由積少成多而觸類旁通,最後豁然貫通,洞見宇宙萬物的終極真理。這是一種很有自然科學方法論色彩的見識,但是,「至善」到哪裡去了?

朱熹果然還有另外的說法:終極真理不僅僅是客觀的實然規律,更是應然的道德導向。格物,便是對一事一物所蘊含的道理窮究不已,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譬如格一下皇帝,就會發現做皇帝應當以仁為極致,為何如此呢,是因為……;再如格一下臣子,就會發現做臣子應當以敬為極致,為何如此呢,是因為……。於是皇帝之仁、臣子之敬,乃至我們每個人心中先天固有的仁義禮智,這一切窮究到底的話,都是天理昭彰。如果每個人都由格物致知的功夫達到這樣的認識,即每個人都擺脫了私慾,一言一行都依據天理,世界該何等有序、何等美好!

於是我們就會看到朱熹哲學的模糊性:他所謂的格物致知如果僅僅針對客觀世界的話,完全可以自圓其說,今天所有的科學工作者——無論在自然科學抑或社會科學領域——可以說都是通過這種方法來認識世界的,然而朱熹偏偏要引入道德價值,於是情形就近似於牛頓當時所做的事情:他發現了宇宙萬物之所以如此運轉的基本力學原理,因此證明上帝作為「第一推動」的存在,相應證明我們這個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義。

我們能夠想像,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確實能夠格出一些生物學上的客觀知識,但確實格不出任何道德意義來。而王守仁是從純然的道德意義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來,這當然會讓他惱火。從這個角度上,王守仁對朱熹發出的質疑也確實是很有力的,朱熹的那套辦法純屬「義外」,竹子何曾蘊含著道德價值?推而廣之,萬事萬物又何曾蘊含著道德價值?一切道德價值都存在於人心,只是會表現在人和萬事萬物的關係上罷了。所以,尋求天理,或者說尋求至善,唯一的途徑便是反求諸己,從自己的內心去體認,一切向外的路都是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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