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驚無險地還鄉之後，吳與弼終於順利成婚。但是，這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再一次成功挑戰了自己的剋制力，行婚禮而不圓房，啟程去南京向父親大人復命了，之後才再次踏上還鄉的征程。
這會讓我們聯想起一個經典的橋段：盧梭在《懺悔錄》里回憶說，在他很窘迫的時候收到過一封信，信里很可能附有他急需的一筆錢，他是懷著何等迫切的心情想要立即拆開信封啊。但是，為了磨鍊性情，他決定把這封信留到第二天再拆，於是度過了人生中最漫長、最煎熬的一個夜晚。
當代心理學家早已對自制力做過非常深入的研究，有一項實驗甚至綿延數十年之久，將幾乎所有的被試者從幼兒期跟蹤觀察到成年，為自制力與個人成就之間高度的正相關性給出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結論。當然，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自我剋制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對此抱有懷疑的人都可以到琳琅滿目的減肥藥品櫃檯去修正自己的看法。成聖成賢的難度當然遠高於減肥，即便我們已經清楚曉得成聖成賢是可能的，也曉得成聖成賢的全部方法，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鬆達到這個目標。
在日復一日的自我磨鍊里，吳與弼的蛻變越發明顯起來。他在家鄉沒有半點鄉紳的樣子，只穿著粗衣敝履，很難讓人相信他有一位在朝為官的父親。
畢竟是娶了妻的人，吳與弼決定自謀生計了。本來就已經粗衣敝履的他，現在開始拿起農具下地種田了。諸葛亮在《出師表》里說自己當年「躬耕於南陽」，那其實只是擺擺姿態，吳與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耕自食，活脫一個小農形象。
農民自耕自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一個官宦子弟、知識分子穿成農民的樣子自耕自食，這就是引人注意的大事件了。慕名而來投師問道的人越聚越多，婁諒便是其中之一。吳與弼的教學方式別出心裁：帶著門人弟子起早貪黑一起下田，耕作之餘就在田壟上傳道授業，講《易經》說八卦的哲理在手邊的農具上就能看到。
有一件事情最能說明吳與弼的風格：某天收割的時候，不小心被鐮刀割傷了手指，吳與弼忍著痛，說出一句很勵志的話來：「何可為物所勝！」說罷便繼續揮舞鐮刀，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
吳與弼所謂的「物」，在理學範疇里是與「心」相對的概念，是指一切客觀因素。在吳與弼看來，主觀之「心」應當能夠剋制一切客觀之「物」，倘若因為受了傷便動搖了繼續勞作的心，那就是「心」被「物」戰勝了，這絕非聖賢門徒可以接受的。我們很難想像，如果當時流血不止的話，吳與弼會不會先把鐮刀放下，好好包紮一下傷口呢？
此時的吳與弼已經有了開宗立派、著書立說的資本，但他偏偏惜墨如金。他的理由是，儒家經典的歷代註疏已經過於煩瑣了，有害無益。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吳與弼為儒家開出了一條新路，即以實實在在的踐履功夫，在流血流汗的修行里將自己打造成聖賢。
而吳與弼之前的大儒即便有重視踐履功夫的，但無一例外都是學問家、思想家，相形之下，吳與弼簡直「不學無術」，以至於後世重學問、重思想的學者對他總有幾分輕視，譬如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說他「是極端拘守的，而且學問簡陋」。
這話倒也沒錯，吳與弼既沒有鄭玄、馬融那般在經典註疏方面的貢獻，亦缺乏二程、朱熹那般在思想上的創建，他只是一個在朱子理學的樊籬內墨守成規、亦步亦趨的人，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儘管程朱門徒遍天下，卻罕有人像他一樣為自己所學習的東西傾注了那樣多的真誠、狂熱與堅持，這應該就是他經由入室弟子婁諒帶給十八歲的王守仁的啟發。
今天許多試圖從王守仁的生平與學術中尋求啟發以解決實際人生問題的讀者，其實完全可以從吳與弼那裡得到更為簡明的答案，畢竟後者的人生處境更與我們普通人相似，棘手而急迫的生活難題自然也更像我們所遭遇的那些。
譬如該如何應對貧困，吳與弼說自己在貧困之中很不好過，煩人的事情紛至沓來，偏偏自己還患著病、生著瘡，心中不免憤懣與煩躁。但這問題也不難解決，只消徐徐整理衣冠，取聖賢書來讀，心情便舒暢了。
只是不知道如果這時候屋外有人砸門討債，屋子裡又有孩子哭、老婆罵，舒暢的心情究竟還能不能保持下去。
其實這個問題在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裡都是被解決了的，而且解決之道並不像吳與弼這般艱辛，不過這是後話，暫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