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們很容易就會進入「平常心」的悖論：今天的職業運動員、金融精英以及所有在高壓力、高風險與高回報的競技場上奮力搏殺的人，都能夠深刻理解心態對於職業生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高壓力會導致緊張，緊張會導致發揮失常，而一旦在某一次重要競技中發揮失常，下一次機會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甚或再也不會有機會了。
所以「平常心」變得至關重要。只有在生死搏殺面前淵渟岳峙、氣定神閑、視死如歸、臨凶若吉，以應對平常事物的心態從容處之，將得失榮辱置之度外，這才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真實實力。然而弔詭的是，真正具有平常心的人不可能選擇高壓力、高風險的職業，顯然他們更樂於接受校園裡閑適的教職，或者考取公務員或事業編製，而職業競技和金融領域註定是冒險家的天堂。我們很難想像一名職業運動員在全年無休的日常訓練里恪守「敢拼才會贏」的人生信條，卻唯獨在重大比賽的當天能像換衣服一樣給自己換上一份平常心。
也許是文藝作品給我們製造了太多夢境，譬如狄更斯總是在小說里製造一些「有錢的好人」。喬治·奧威爾早早地發出了質疑：「這種人物……往往是個鉅賈（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到底做的是什麼買賣），他總是個超人式的心腸仁慈的老先生，他來去匆忙，提高職員薪水，拍拍孩子腦袋，把欠債的人保出監獄，總而言之，像個童話里的教母。……甚至狄更斯有時也一定想到過，任何一個那麼心急地要把錢送掉的人，首先是絕不可能得到錢的。」（《查爾斯·狄更斯》）
爭名奪利總會伴隨著各種冒險，伴隨著腎上腺素激增的情況，當然，也會在更多時候伴隨著一種令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緒：焦慮。然而焦慮並不總是壞的，甚至正面意義比負面意義更多。美劇《逍遙法外》成功塑造出一個極其強悍的女主角，她出身於社會底層，成長為一個戰無不勝、名利雙收的法學教授。她在試圖掩蓋一起謀殺罪行的時候，對一個在巨大壓力下略有動搖的同盟者說了這樣一番話：「我看得出，你和我是一樣的人，你現在唯一擔心的就是能不能熬過去。這就是我們的共同點：焦慮。焦慮使我們功成名就，也使我們心力交瘁。」
焦慮，而非平常心，才是她的成功秘訣，也正是真實世界的運作法則。那些雲淡風輕、與世無爭的人只會守著他們那無時不在的平常心滑落到社會的底層。如果僅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很多時候樂觀情緒會比悲觀情緒更容易將我們引向負面的結果，因為前者會使我們喪失動力和審慎。
來自進化生物學的現代知識告訴我們，那些被我們貼上「負能量」的標籤而大加鄙夷的情緒，諸如焦慮、憤怒，對我們的生存是多麼有益，正是它們敦促我們遠離危險，或者鞭策著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越是焦慮的人，越是在一些關鍵的節點渴望平常心。倘使有一種能夠立竿見影地催生平常心的藥片，一片可以給人帶來十分鐘的平常心，那麼只要一小盒這樣的藥片就足夠一個追名逐利的人一輩子的劑量了。換言之，他們並不需要更多。
作為陽明心學最重要的理論淵藪，《孟子》其實早就有這樣的發現：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
意即人之所以有道德、智慧、技藝、知識，常常是出於災患的緣故。尤其是孤臣孽子，生活在兇險的狀況下，憂患意識很重，所以會格外地通達事理。這當然不是什麼深奧的道理，只不過是俗語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罷了。
事情的另一面是，無論金融從業者還是職業運動員，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本身都是功利性的，沒有任何道德價值，而陽明心學所著意培養的平常心恰恰是以道義為旨歸而排斥功利性的。只不過人們往往做一些緣木求魚的事，最顯著者莫過於跪在以「四大皆空」教育世人的佛祖面前祈求升官發財。
那麼暫退一步，我們且以買櫝還珠的態度接受陽明心學，去其靈魂，取其形骸，養成良好的心態以應對險惡的競爭環境，但這也很難行得通。誠然，平常心使人不去計較輸贏、得失、榮辱。既然不再計較，自然也就不會瞻貞視悔、患得患失，可以輕鬆接受任何可能出現的結果。擁有一顆平常心的人確實更容易發揮實力，更容易保持冷靜且減少失誤，成功的概率自然比患得患失的人更高。但是，當你刻意求勝，太在乎事情的結果，因而想要培養平常心以增加成功概率的時候，你顯然是在做一件南轅北轍的荒唐事，你所刻意培養的平常心從一開始就已經不是平常心，而是成敗之心了。
這樣一種成敗之心，王陽明稱之為「將迎」。《傳習錄·下》有一段問答：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慾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孔子和周公這兩位儒家聖賢都是思慮深沉的人，而在王陽明看來，他們所思慮的並不是具體的事情，而是「致良知」的功夫。用今天的話說，譬如周公和孔子處理國政，正面臨一起很棘手的國際爭端，他們不會僅僅從技術層面上設想解決方案，以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良知的指引，不計得失成敗地應對難題。哪怕良知告訴自己只有某種損害國家利益的辦法才是唯一合乎道義的解決方案，他們也會欣然照做。（事實上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在那個標準意義上的貴族世界裡，道義原則確實每每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是今天我們這個平民社會很難理解的事情。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我的另一本書：《治大國：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
倘若僅僅在技術層面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案，那就不免會摻入毀譽、得喪、人慾的成分，距離天理、良知也就遠了。譬如還是在那一場國際爭端里，如果你試圖尋找一種利益最大化的解決方案，自然就會患得患失，這是無論如何也保持不住平常心的。
以平常心處理國政，在儒家經典里不乏經典案例。譬如《左傳·昭公元年》，諸侯在虢地會盟，其時晉國和楚國是國際政局中兩個勢均力敵的超級大國，很有20世紀60年代美蘇冷戰的架勢。晉國大夫祁午勸諫本國總理趙文子說：「上一次在宋國的會盟，您代表晉國，子木代表楚國，結果楚國壓倒了晉國。子木是個守信君子，尚且以欺騙手段佔了我們的上風，這一屆的楚國執政大臣公子圍是出名的不講信用的人，您如果不格外提防，一定會重蹈覆轍。楚國如果再次壓倒晉國，就是晉國的奇恥大辱。」趙文子淡淡答道：「當初宋國的會盟，子木有害人之心，我有愛人之心，所以楚國才佔了便宜。如今我的愛人之心依然未改，今後還會一以貫之，楚國不足為患。這就好比農夫種田，只要勤勞耕作就是了，雖然一時會遇到災荒，但一定會有豐收的時候。」
趙文子的農耕之喻很見儒家精髓，即便我們站在功利主義的角度，也必須表示相當程度的贊同，因為這實在是一種很聰明的概率思維。農耕的經驗告訴人們，個人努力並不總能保證相應的回報，一場突如其來的冰雹就足以毀掉一年的收成；但這樣的天災不可能年年都有，只要年復一年地勤勞耕作，概率就足以保障可喜的收成。今天的博彩公司和保險公司就是應用這條規律來賺錢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們並不在意，概率已經保障了一切，不似投機客的命運，成則五鼎食，敗則五鼎烹。
站在博弈論的角度重新審視趙文子的策略，我們會發現趙文子之所以可以保持這樣的平常心，之所以找到了概率致勝的訣竅，是因為他充分認識到自己做的不是一鎚子買賣，而是博弈論所謂的重複博弈。這也就意味著，趙文子並非因為得益於某種神奇的心靈修鍊才能夠以平常心應對國際大事，恰恰相反，這僅僅是普通人在重複博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自然心態而已。倘若我們置身於類似的處境，只要用上概率思維，同樣可以舉重若輕。而在那些既屬於一鎚子買賣又對我們至關緊要的事情面前，平常心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具有天生殺人狂的稟賦，或者真正認同了道義優先原則，使該原則成為我們心裡唯一至關緊要的事情，後者正是陽明心學最重要的實際功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