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堯舜
——夷夏之防
當初，梁啟超分析過為什麼在漢武時代儒家會被定為一尊，在他提出的六個原因當中，第三個原因是和我們現在的話題比較相關的：當時諸子百家誰不想給自己爭個地位，可為什麼其他學派終被罷黜，卻只有孔子之學得以獨尊呢？要知道，周末的大學派里，老子學派和墨子學派都是能和孔子學派比肩而立的，但墨家主張平等，對專制是大大不利的，老子主張放任，也不利於皇帝施展手腳，而只有孔學嚴明等級秩序，並把施政權力的合法性歸結於君主身上，雖然孔學也講些大同世界云云，可那到底都是當壓箱底的絕技寶貝著，得到傳授的人並沒幾個，至於孔子當初真正上干君王、下傳弟子的學問，則主要都是些「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熊逸按：正是董仲舒那套。），這些內容對帝王駕御百姓最是合適。想當初漢高帝劉邦在馬上打天下的時候，拿儒生的帽子當尿壺用，可在天下平定之後，卻跑到魯地搞祭祀去了，究其原委，大約打天下時孔學是阻力，而治天下時孔學卻是法寶吧？
梁啟超的這個意見是有些代表性的，其中「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這句話尤其令人傷心，但這恰是一切學術走入官學或成為普及的必然之勢，畢竟屠龍術總不如屠狗術吃香——「汗漫學屠龍，絳灌學屠狗。屠狗位通侯，屠龍不糊口」 是也。但是，梁啟超也許把「學說」理解得過於僵化了些。秦漢之際，學派之間早已互相影響和滲透，單憑標籤已經很難說明內容了。就拿賈誼來說，《漢書·藝文志》把他的作品列為儒家，可讀起來又何嘗真是儒家呢？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有《賈誼》一文，說他兼通儒家思想及三晉官術，不談「親親」卻講「形勢」，何嘗是儒家的話？
傅斯年所謂「三晉官術」是指刑名之學，指鹿為馬的那位趙高就是秦代這個領域裡的學術帶頭人。傅斯年在《儒林》一文中進而點明：「刑名出於三晉，黃老變自刑名」，這是把黃老和老莊截然為二來看了。
漢初最負盛名的賈誼如果算不得純儒，那麼，那位地位崇高的董仲舒，與其說是儒家泰斗，更不如說是陰陽術士了，甚或說是墨家的傳人似乎也無不可——胡適即謂：「儒教的大師董仲舒便是富於宗教心的方士，他的思想很像一個墨教信徒，尊信上帝，主張兼愛非攻。」 漢初的黃老學派，現在我們一般稱之為「道法家」，確是要把它和「老莊」區別開來，這真是一個很說明問題的標籤啊。魏源所謂「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老子本義序》），又說「晉人以庄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也」 ，都是極精闢的意見。再想想無為而治、等級秩序、君臣異道、愚民之術，在這些原則性的政治學概念上，大家到底有多大的區別呢？
或許事情可以這樣來說：歷史上的任何學術，當成為官學之後都只會變成一副樣子，無論它曾經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還是其他的什麼家，成為官學之後便只有一個「官家」。
或許真是權力改變思想，而非思想改變權力。最極端的例子或許就是東漢的石渠閣和白虎觀兩次中央級學術會議，學者們論辯經義，爭論不下的地方由皇帝來作最終裁決。這樣的學術，哪裡有一點兒「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呢？漢朝因緣際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細細想來，只要是「罷黜百家」，不論「獨尊」的是哪一門學術，最後都只會是一副嘴臉。這時候再來回顧一下鄭振鐸為我們分析的「湯禱」的故事——這個「回顧」就請白壽彝前輩來說說吧：「遠古帝王所以要說天下有罪，在餘一人，就是因為他要對神負責。漢代的帝王親自講經，判斷各家的是非，就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現的。他們被禮讚：『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們被稱為『金口玉言』，他們可以封山川土地之神，他們可以贈與仙人道號，都是以教主的身份出現的。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會懂得皇權之所以神秘，也不會懂得封建道德之宗教的起源，甚至也不會懂得封建社會為什麼在土地權問題上缺乏真正的私有權。鄭先生想得也許不會這麼遠，但他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
在實踐當中真正使儒家從其他思想中凸現出來的或許只有兩點：第一是「禮」，第二是「夷夏之防」，而不是孔子所謂的「仁」與孟子所謂的「義」——更何況這兩個寶貴的概念已經在專制社會裡被充分地曲解掉了。
——文章寫到這裡，已經三十五萬字上下了，今天讀書時忽然看到1931年6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載有胡適給學生們出的一套「中古思想史試題」，說：「下列七題，任擇一題，作論文一篇，於6月22日交到註冊部。班上人數太多，論文請以三千字為限。」其中第一題是：「試證明秦以前無『道家』，『道家』即是戰國末年齊國新起的一個混合學派，又稱黃老之學。參考《史記·樂毅傳》及論，又《曹相國世家》，又《太史公自序》。又《漢書·藝文志》。」——呵呵，真不知該作何表情才好。再有，我這篇本該限定在三千字的「論文」只因為超了篇幅，便晚交了七十五年。
「禮」，乍看上去是和好詞，《春秋》學就是大談特談這個「禮」字的。如果在現代社會依然以「通經致用」的態度來看待「禮」的話，張岱年前輩的這個意見便既是有代表性的，又是悅耳動聽的：「儒家宣揚人際和諧。孔子弟子有若說：『禮之用，和為貴。』孔子也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即是多樣性的統一。……孟子讚揚『人和』的價值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認為人和是戰爭勝利的決定條件。人和即人民的團結一致。」
但是，就歷史論歷史的話，儒家的這個「和」明明白白地就是等級貴賤各安其位的「和」（詳見《孟子他說》第二冊），在這個「人際和諧」的社會裡，大到祭祀，小到穿衣，各階層都有自己的定位，即《春秋繁露·度制》所謂：「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一旦超標就是「僭越」，就是儒家常用的一個貶義詞——「非禮也」。（這個「非禮」可絕對不是耍流氓的意思。）況且，「禮」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重要原則：「禮」是「不下庶人」的，照這麼說，當今中國十三億人，倒有一大半以上是應該「非禮」的。
如果嚴格而論，「非禮」一直都是兩千年歷史的主流。漢朝立國之初，叔孫通為劉邦設計朝儀，使劉邦感受到帝王的尊貴，也認識到了儒者的實用功能。 叔孫通本來是秦朝的博士，他為漢朝設計的禮儀基本就是因襲秦朝舊制，而考之秦朝的禮儀，按《史記》的說法已經「不合聖制」了，多重在「尊君抑臣」一節，想來和孔子所緬懷的周禮早已經大相徑庭了。至於秦漢以後，「尊君抑臣」始終都是禮治的一大原則。
後來，漢武帝喜歡場面，召集儒者定製禮儀，可搞了十幾年也沒搞成，諸如明堂之類，一個儒者一個意見，一個個還都大有以生命捍衛真理的作風，而旁觀者看得出來，在那時候就已經搞不清到底什麼是周禮了。
「禮」的來龍去脈是個太大的問題，只好留到以後再談，單說專制時代已經「非禮」的禮意義何在。其中之一就是儀式的意義，前文已經論之甚詳，再有一點就是孝的應用——不錯，孝道也是禮的重要一環，比如《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所謂：「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敢，非孝也。」看，這些都是孝，也都是禮，難道這真是在說孝順父母嗎？
專制時代的「禮」和「孝」全都是「忠」的不同側面，其意義無非兩點，一是「尊君抑臣」，二是馴化臣民，無非都是專制君主的愚民手段罷了。儒家經典當中，除了「三禮」之外，《論語》重點在「仁」，「《春秋》三傳」重點在「禮」，「禮」之詳情會在以後陸續講到。
至於「夷夏之防」，看似簡單明確，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每個時代的「夷夏之防」都是大不一樣的。晚清革命家們大講「夷夏之防」，主要用意在於排滿，當年那些革命言論現在看來已經大有反動之嫌了，比如陳天華《猛回頭·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大洲。中國是亞細亞洲一個頂大的國，內地有十八省，稱為中國本部。在本部東北方，有東三省，即從前宋朝那時候的金國，現在的滿洲。那滿洲乘著明末的亂，佔了我們中國，改號大清國。
直隸、山西、陝西之北有蒙古，即元韃子，滅了宋朝，一統中華，明太祖把他趕回原處，後亦為滿洲所滅。由甘肅過去，有新疆省，是一個回回國，乾隆年間滅的。四川之西有西藏，是一個活佛做國主，亦歸服清朝。除了十八省外，從前都是外國，於今都是大清國。雖然中國也不過與那蒙古、新疆、西藏同做了滿洲的奴隸。
再看《猛回頭·人種略述》：
天下的人，自大處言之，約分五種：亞細亞洲的人，大半是黃色種……專就黃色種而言之，則十八省的人皆系漢種，我始祖黃帝於五千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