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如何做到「比歷史更真實」的
我們先來就法國東方學會的問題看看道家的動靜。
如果不提「道家」，只說「道教」，那麼，形成於兩漢之際的《太平清領書》應該是他們最早期的經典之一。《太平清領書》，看這個書名我們就能模糊猜出它的年代——想想前文講過的漢代緯書，《易緯乾鑿度》、《尚書璇機鈐》、《河圖括地象》、《春秋命歷敘》，感覺很像是吧？好在《太平清領書》還有一個簡明的別名：《太平經》。
《太平經》的內容可比《老子》豐富多了，而且論事極為具體，這倒是便於理解了，可書中內容，如果抽掉那些過於玄玄虛虛的東西，再抽掉個別反對一言堂的議論，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沒有多大的區別。《太平經》和《春秋繁露》一樣，大講祥瑞和災異，通篇的陰陽五行，還講人分幾等（神仙也分幾等），大家都要各安其份，不過也可以通過個人努力而邁上社會等級的一個台階。兩書之間的另一個重要共同點就是都善於把基礎理論發揮成繁複的技術——比如董仲舒的求雨儀式，這可不是隨便什麼人到龍王廟裡上上供那麼簡單，非得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才做得了。種種對「高深」理論的實用化和技術化常常會令我們現代人瞠目結舌，比如《太平經》闡發《易經》的哲理，說陽爻和陰爻一奇一偶，所以陰陽配對就得是一個男人配兩個女人，這才是符合自然法則的，大家如果都這麼做了，「太皇天上平氣」就會受到人類行為的感應而降落下來，人間就是太平盛世，反之，如果世間實行的是一夫一妻或者一夫多妻（兩個以上），老天爺就會生氣，後果很嚴重。
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一男二女法」和「天人感應」都是一種貨色，其間的區別只是技術層面的，而整體來看，這道教理論和儒家學說竟沒有什麼不同？！但漢朝人卻不這麼看，結果漢順帝的時候，有官員奏稱《太平經》「妖妄不經」，皇帝也就把這書「收藏之」了。
——此事見於《後漢書·郎顗襄楷列傳》，其中還提到了《太平經》神奇的來歷，說漢順帝的時候，琅琊人宮崇到朝廷獻書，說這書是他的老師于吉在曲陽泉水上所得的神書。這書的外表看上去也確實夠神的，「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反正就是說裝幀極其精美，怎麼看怎麼都像是仙界的東西，這就是《太平清領書》——看來漢朝人就已經重視起書籍裝幀了。
這位獲得神書的于吉可不是個普通人，而他的一段經歷正好又能說明儒、道、法這些學派在專制體制內的一致性，我們就詳細來看看好了。
《後漢書》李賢注引《江表傳》說琅琊道士于吉跑到南方去了，燒香讀道書，還以符水給人治病。江南這時候正是孫策的地盤，孫策有一回在郡城樓上宴請賓客，這位於吉身穿盛服不期而至。于吉這一來，立時引發了全場的大地震，正在吃吃喝喝的賓客們有一大半馬上放下了碗筷，下樓去拜見於吉，管宴會的人怎麼呵斥都沒一點兒作用。
孫策可不幹了：這江東是我的地盤哎，這些賓客都是我的人哎，有不少都是我手下的將軍，怎麼于吉這小子倒成了老大了！
孫策立即下令，把于吉收押，準備處斬！
于吉可能還不明白呢：我犯什麼法了？
孫策手下的小弟們當然要救于吉，這些人還真有主意，自己不出面，讓家中女眷去求孫策的母親，搞起了夫人外交。老太太這一了解情況，也覺得兒子過分，對孫策說：「干先生助軍作福，醫護將士，對我們有這麼大的幫助，怎麼反倒要殺了人家呢！」
孫策這回可沒聽勸，說出了一番道理：「當初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拋棄了聖人的教誨，廢除了漢家的法律，常常奇裝異服，讀些邪俗道書，說是這些書有助化之功。可結果呢，張刺史卻被蠻夷所殺。于吉這些人搞的東西絕對沒什麼好處，只是大家現在還被蒙在鼓裡罷了。」
于吉算是沒救了。孫策出刀之快，簡直能賽過李尋歡：「即催斬之，懸首於市」。
「即催斬之，懸首於市」——這八個字是意味深長的，孫策殺于吉刻不容緩，隨即掛出於吉的人頭，警示眾人。
這件事乍一看還真讓人看不太懂，按說《太平經》和《春秋繁露》能有多大的不同呢？董仲舒主義和于吉主義又能有多大的不同呢？為什麼這兩者的命運遭際卻有如此的雲泥之別呢？
按照孫策的說法，促成他這個毅然決然的決定的是這樣一個邏輯：于吉「拋棄的聖人的教誨」，搞的是一些「邪俗」。——乍聽之下，孫策確實言之成理，想想西方歷史上的教派之爭，各自都堅持自己所持的宇宙之間的惟一真理，而對方的「邪俗」必須要予以剷除。可是，問題是，這正是東西方的一個極大差異所在：中國歷史上對「教義」的信仰經常都是一團糨糊，如果從「儒教」 的意義上來看儒家，信奉儒教的人在祭祀祖先和祭祀古聖先賢之餘也並不介意燒個香、拜個佛什麼的，民間就更沒的說了，關公居然成了財神，大戶人家辦道場的時候也往往是和尚、道士一起請，整天念經拜佛的人不一定就對佛教教義真有多少了解，黃鼠狼大仙可以和太上老君一起享受供品……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談到宋朝士大夫的排佛態度的時候，很到位地說過中國的這種信仰特色：「士大夫們的這種排佛態度，在大多數場合下只涉及到個人信仰問題。事實上，官方祭祀偶爾亦有向佛教神靈禱求保護的。如果這在我們西方人看來有點匪夷所思，那唯不過是因為西方在宗教領域劃分了門戶森嚴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條罷了。然而在中國，教義的分野從來就無關宏旨。惟一的區別只在於各種宗教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即看它是官方的還是家庭的祭祀，或者地方的、地區的、村落的祭祀，要不就是行業神的崇拜。而在所有這些情境中，教義都居於次要的地位。」
這樣看來，問題的答案就有可能在馬克斯·韋伯那裡：「……一般也沒有由於純粹的宗教觀點招致的迫害，除非巫術的原因（類似希臘的宗教裁判）或政治的觀點要求這種迫害。不過，政治觀點總是要求相當殘酷的迫害。」
——孫策殺于吉的理由不再那麼冠冕堂皇了，事實上，于吉的「教義」就算再「邪俗」一萬倍，也不幹孫策什麼事，可是，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于吉挑戰了孫策的政治權威，這卻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設想另外一種情況，盛裝出席宴會的不是于吉，而是董仲舒，甚至是孔子或者孟子，結果會如何呢？這些人不僅沒有「拋棄聖人的教誨」，甚至自己就是如假包換的聖人，孫策難道就會換一副畢恭畢敬的面孔，和他手下那些小弟們一起下樓拜見么？如果馬克思出現在斯大林時代，呵呵……
說到這節，有人可能會不以為然：「從孫策母親的話來看，于吉當時肯定盡搞一些神神鬼鬼的東西，儒家說到底畢竟是搞政治學問的，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的不同，所以說，如果真是孔子、孟子、董仲舒參加宴會，肯定不會落得于吉那樣的下場。」
——孔孟暫且不論，董仲舒搞的那套和于吉還真沒有本質區別，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那可能就是：于吉會給具體的某個人治病，而董仲舒的法術玩的則比較大，但是，更加現實的區別，也就是導致了這兩人實際命運截然不同的緣由，卻是因為董仲舒直接打進了政治最高層，獲得了官學身份之後，再以官學最高代言人的身份搞一些自上而下的東西，而于吉卻是從中下層入手的——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叫作死，這和「教義」根本就沒有關係。
一個值得參考的例子是：漢武帝時代，天下有兩大學術中心：北方是河間王劉德，南方是淮南王劉安。淮南王劉安前文已經介紹過了一些，他網路了數千名知識分子，編纂出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淮南子》，另外，漢朝的文學體材以賦出名，漢賦是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並稱的獨步一個時代的文學，而漢賦的高手大多都集中在淮南王那邊。按現在的話說，淮南集團就是當時最大的原創作品出版集團，余秋雨、易中天、韓寒、郭敬明這些老少英雄們全被淮南王以非常優厚的待遇禮聘了去，當然，像好熊熊逸這樣的無名鼠輩也能混進去蹭兩頓飯吃。北方的河間王劉德集團雖然缺少當紅作家，原創性也不太強，但它相當於現在的中華書局，專門整理古籍善本——當時正值秦始皇焚書之後，劉德以重金向民間求訪先賢書冊，為延續和弘揚傳統文化立了大功。所以，河間王集團雖然沒什麼當紅作家，卻聚集了一批整理文獻的專人和抄書匠，而且偏重於儒家經學——私心想想：我要是到了漢朝，既可以在淮南王那邊發表小說，也可以在河間王這邊整理古籍，看來飯碗還是能有著落的。
漢武帝時期確實文化繁榮，南有文學出版集團，北有中華書局，兩大學術中心名聞遐邇。漢武帝是要弘揚儒學的，按說和黃老一派的淮南王該會有些隔閡，但對河間王應該非常親近才是，而河間王為人也很憨厚，別看那麼大的一個王爺，從來不會為非作歹、仗勢欺人，只是專心整理學問，真有長者之風啊。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