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法禮之辨
——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
——善惡與習俗
——不相信天堂，但信仰天堂
寬泛來說，重商還是抑商，這也算是儒、道之爭的一個焦點問題。儒家始終是堅持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思想的，而《老子》也宣揚小國寡民的農耕傳統社會之道，只是，我現在要說的道家指的是託名管仲的《管子》。
《管子》一書，現在多認為是齊國稷下學者的作品，其間還有西漢人羼雜的內容，經劉向整理校訂。《漢書·藝文志》把《管子》列入道家，而且在順序上還排在《老子》、《莊子》和《列子》之前。但是，唐代張正節的《史記正義》卻引《七略》的話，說：「《管子》十八篇，在法家。」——這就有趣了，《七略》的作者劉歆正是劉向的兒子，而《漢書·藝文志》又基本是以《七略》為母本的。再往後看，《隋書·經籍志》、《舊唐書·藝文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也都把《管子》列為法家，那麼，《管子》到底是道家還是法家呢？也許「分不清楚」才是最接近正確答案的答案。
《管子》有一篇非常獨特的「侈靡篇」，專談奢侈對於治國的重要性，公然宣傳要以驕奢淫逸為榮，這在古代社會真是驚世駭俗的思想。（拿到現代來看也夠前衛呢！）
《管子》在體材上設計的是齊桓公和管仲之間的為政問答，「侈靡篇」也不例外：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
曰：「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
曰：「不同。可與政誅。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獘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求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問曰：「興時化若何？」
「莫善於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故賤粟米而敬珠玉，好禮樂而賤事業，本之始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
《管子》這書是出了名的怪字多、錯簡多，難讀難解，我可不敢保證自己的解釋就是對的，有些句子我還根本解釋不出來，只能說個大意，反正原文在上，誰要不放心可以參考一下。
齊桓公問：「古代的天時和現代的天時是一樣的嗎？」
管仲說：「是一樣的。」
齊桓公問：「那古代的人類社會和現代的人類社會是一樣的嗎？」
管仲說：「這可就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從政務和刑罰這兩方面上來看。帝嚳（kù）和堯的時代，山裡有好多值錢的東西都沒人開發，這倒不是因為帝嚳他們的執政水平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因為山上的樹木用不著砍光就足夠用的，河裡的魚用不著捕盡就足夠吃的。人們耕田種地，收成足夠生活，多餘的部分供養天子，所以天下太平無事。放牧牛馬的人不會在道上相遇，不同地方的風俗習慣互不相知，人們討生活也用不著到遠處奔波。所以，雖然有官吏卻沒多少事可做，政務清靜簡單。至於犯罪的人，讓他兩隻腳分別穿上兩隻不一樣的鞋就算是懲罰了。而到了周公執政的時候，砍斷的人手、人腳和人頭堆滿台階，可人民還是不馴服。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人們之所以鋌而走險，是因為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社會發展了，人口增加了，耕地相對減少了，活命越來越不容易了……」
——《管子》這一段的內容和儒家思想針鋒相對，它雖然也承認堯舜的上古時代是黃金時代，但認為其原因不是在於堯舜的聖明，而在於當時特殊的社會階段（地大物博人口少）。至於刑罰，《管子》提到這種「他兩隻腳分別穿上兩隻不一樣的鞋就算是懲罰」，這叫做「象刑」，儒家知識分子也常常提起，但《管子》這裡認為象刑的出現在於客觀原因，而儒家一般則認為象刑是出於聖王的仁政，只有荀子這樣特立獨行的傢伙才質疑象刑不可能是上古時代的刑罰。 還有一點最為儒家所不容的是，《管子》把儒家鼎力推崇的大聖人周公，也就是那位被傳為制禮作樂的周公，說成是一個殘暴酷虐的傢伙。不過這八成也是實情，因為即便在儒家典籍里，周公制禮雖然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但恐怕同時還制訂了同樣多數量的刑罰條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話出自《中庸》，古代專家一般的解釋是：禮儀當中綱領性的東西有三百條，具體細節規定有三千條。如果這樣解釋的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就同於《禮記·禮器》中的「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是把「威儀」解作「曲禮」的。但這個數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尚書·呂刑》中的「五刑之屬三千」——要留心的是，這是說割鼻子、砍腳等等這五類重刑的相關法律條文有三千條，可不是說全部的刑法有三千條哦，那些罰錢和抽鞭子之類的小懲罰是不包括在內的——這是西周的事，夠嚇人的吧。
數字的記載既然相同，其間可能還真有聯繫。王充《論衡·謝短》說：「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照他的話說，古代禮儀是三百項綱領、三千條細則，刑罰也是三百項綱領，三千條細則，所以禮和刑是一一對應的，一個人如果違反了哪一條禮，也就同時觸犯了相應的刑，這就是「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這是漢人的一種流行看法，禮和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在具體條文上都是一一對應的，這就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裡者也」。（《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
經學在這裡對政治屢屢發生影響，每當刑罰過濫的時候，或許就有慈悲的大臣出面，請求把超出《尚書·呂刑》之外的刑罰條目給撤銷掉，皇帝有時候也樂於展示一下自己對子民的關心，對大臣的提議也就欣然恩准了。可話雖如此，《尚書·呂刑》卻只是泛泛一提，絕對沒有把所謂的三千條給一一列舉出來，那麼，這些後人又根據什麼來史記操作的呢？
是不是有人想到了：禮和刑不是一一對應的么，查查《禮記》什麼的不就有參考了？但問題是，《禮記·中庸》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同樣只是泛泛說說而已，雖然禮儀規範流傳下來不少記載，可哪本書也沒有一條條標明序號地列滿三千條出來。東漢大學者鄭玄注《禮記》的時候就說：「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古代文獻歷盡風波，並沒有完好保存下來，誰知道那三百、三千都說的是是么呢？
由此又來了一個問題：刑也好，禮也好，真有三百、三千那麼多麼？太誇張了吧？！
——我們現代人可能真不容易理解，其實看看前些年流行的《首都市民文明公約》，這就算現代的《禮記》吧，內容一共只有九條，每條裡邊又分四小條，每小條四個字，如果用古人的話說，這就叫「禮儀九，威儀三十六」——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對照一下，這反差也太強烈了吧！
我們看看「十三經」當中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即便刨除《周禮》，把全部條目算下來比「威儀三千」只多不少，總字數幾十萬，加上歷代註疏和各種教輔，總字數就得幾百萬、上千萬了。看看，想做一個合格的禮儀之邦的公民，要學的東西可真不少啊！——按照前文汪中和劉師培的觀點，三百、三千、三十六、七十二這類數字古人一般都用作虛數，所以，這裡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可能也只是虛數，但是，在禮儀的數量上，「三千」是虛數並不意味著實數就一定少於三千。——呵呵，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咱們拿佛教的戒律比比，佛教號稱「僧有三千威儀、六萬細行；尼有八萬威儀、十二萬細行」， 這麼多內容，是用好幾輩子來學的。
但是，對於周代的老百姓來說，他們也許寧願學習這複雜無比的「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因為對他們來講，刑律條文的數量很可能是和禮儀數量一般多的——嚴格些說，禮儀規範的數量是和割鼻子、砍腳這類大刑的律條數量一般多的，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別以為禮儀條目多就是「禮儀之邦」，對應地還有同樣多的刑律條目呢，對外和對上層社會來說這叫「禮儀之邦」，對老百姓可有點兒像是人間地獄哦。周人雖有「保民慎刑」和「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之說，實際上的刑罰卻很可能是相當嚴酷的。 但儒家為什麼講周公的時候大多隻講禮儀不講刑律呢，大概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儀是應用在貴族身上的，而刑律則是應用在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