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上書言事：
《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谷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蓄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這一段里，先是董仲舒研究《春秋》的一個學術成果——《春秋》對別的糧食不予記載，只對麥子和禾格外留心，這兩者如果不「成」，就一定記錄在案。
什麼是「成」？就是「熟」，我們現在把這兩個字連在一起來用，叫做「成熟」。至於「禾」，就是小米，《說文》稱之為「嘉穀」，可見它在古代地位之高。董仲舒說《春秋》如此記載，想來聖人在五穀之中唯獨重視麥子和小米，但如今的情形是：關中民俗不喜歡種植麥子，哎呀呀，這可不符合《春秋》的宗旨哎，請陛下以行政命令使關中百姓改種麥子。
——看來春秋大義真是無所不包，就連在農業上都有一份發言權。董仲舒繼續說：古時候政府向老百姓收稅，稅率不過十分之一，老百姓並不覺得負擔重，草民們的財力內足以供養父母，外足以供養君主，下足以養得起老婆孩子，所以大家都還願意侍奉君主。到了秦朝，風氣大變，使用商鞅之法，更改傳統制度，廢除了土地國有制（井田制），從此民間可以買賣土地，於是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富人置辦了數不清的房地產，窮人卻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不但如此，富人還壟斷了山澤之利，窮奢極欲，結果富人愈富，窮人愈窮，貧富兩極分化。這個社會呀，絕大多數的財富都集中在絕少數人的手裡，老百姓哪能不窮困潦倒呢？更別提那沒完沒了的勞役和兵役，老百姓在這方面的負擔能有古時候的三十倍之多。田租也高，人頭稅也高，重點商品政府還搞壟斷專賣，賺取暴利，這給老百姓造成的負擔能有古時候的二十倍之多。窮人給大地主種地，要給地主上交百分之五十的收成，所以窮人的日子真是豬狗不如啊！這還不夠，還沒說貪官污吏呢——這些壞東西只顧自己貪好處，隨意虐待老百姓，逼得多少老百姓逃亡到深山溝子里去當了強盜啊。嚴刑峻法也是社會一害，搞得赭衣半道（成語出處），每年審理的案件多達千萬件。
——董仲舒咬牙切齒地控訴這萬惡的舊社會，緊接著說了一句：「漢興，循而未改。」這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句話，如果漢朝的「無為而治」是因循秦朝的舊辦法，老百姓可能更希望劉家政府能夠「有為而治」呢。
無論如何，休養生息確實是休養生息了，漢朝接連幾代皇帝並未像秦始皇那樣大搞政府工程（雖然也有，但總算少多了），但董仲舒文中提及的土地兼并、貧富兩極分化這些問題卻也被一道「因循」下去了。這就有幾個問題要問，問題一：土地兼并如果當真這麼嚴重，那就必然會產生大量的無地農民，而這些人都到哪裡去了，總不能全都做了強盜吧？問題二：漢初明明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減輕農業稅的時期，漢文帝的時候也曾經一度乾脆全部免除了農業稅，董仲舒憑什麼說田租過高，憑什麼佃農要交地主百分之五十的收成呢？
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先來交代一下董仲舒此文的寫作背景。
董仲舒這次上書正是在漢武帝建立豐功偉績的大背景之下。我們後人看著漢武帝開疆拓土，戰功赫赫，展我大漢雄風，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可你若當真生活在漢武帝時代，很可能會覺得糟糕透頂。
我們很多人並不知道溫和的漢宣帝是何許人也，只對漢武帝崇拜得無以復加；並不知道「仁宣致治」是個怎樣的時代，卻仰慕明成祖的無上光輝。也許愛德華·吉本在描述古羅馬那位「極端好名」的圖拉真皇帝時所感嘆的一句話直到現代依然適用：「在人類對自身的殺戮者發出的歡呼聲仍高於對人類的造福者的情況下，對顯赫軍功的追求便將永遠是最偉大人物的一大罪行。」 吉本在這裡惟一錯誤的是：「顯赫軍功」僅僅是「罪行」的一個方面而絕非全部，其他諸如統治者浩大的面子工程、隨心所欲的財政措施，還有特異功能大師屢屢出入皇宮所造成的巨大耗費等等，反正皇帝心意所致大手一揮，幾十萬、上百萬老百姓就得勞師動眾、受苦受累。當然，只有在「閱讀歷史」而非「創造歷史」的時候，人們，尤其是偉人們，才容易生出另樣的心態——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註》：「吾人覽史時，恆讚歎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草民們的所有苦難或許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正如「他的名姓、他的財富、他的榮譽，全都不過是一位主子的賞賜，那麼這位主子便也可以完全公正地收回他賜予的一切。」（愛德華·吉本語）既然休養生息、文景之治全都不過是劉家主子的賞賜，既然全天下都不過是劉家一姓的私產，那麼繼任的劉家主子便也可以完全公正地收回他的祖父輩賜予草民們的一切。吉本對羅馬帝國的議論放在任何帝國之中都是恰如其分的：「這些帝王的一舉一動總會得到過當的報酬，這裡有他們的成就所必然帶來的無邊的讚頌，還有他們對自己善德感到的真誠的驕傲，以及看到自己給人民帶來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的喜悅。但是，一種公正的但令人沮喪的思緒卻為人類這種最高尚的歡樂情緒增添了酸楚的味道。他們必然會常常想到這種完全依賴一個人的性格的幸福是無法持久不變的。只要有一個放縱的青年，或某一個猜忌心重的暴君，濫用那現在被他們用以造福人民的專制權力，直至毀滅它，那整個局勢也許就會立即大變了。元老院和法律所能發揮的最理想的控制作用，也許能有助於顯示皇帝的品德，卻從來也無能糾正他的惡行。軍事力量永遠只是一種盲目的無人能抗拒的壓迫工具；羅馬人處世道德的衰敗必將經常產生出一些隨時準備為他們的主子的恐懼和貪婪、淫亂和殘暴叫好的諂佞之徒和一些甘心為之效勞的大臣。」
常見有人拿漢朝和同時代的羅馬作對比，對比兩者國力的強盛或軍事力量的高下，我總覺得吉本這段議論是最值得來作對比的。吉本這十八世紀的深邃洞見中惟一略嫌遺憾的是：所謂「羅馬人處世道德的衰敗」相對於「經常產生出一些隨時準備為他們的主子的恐懼和貪婪、淫亂和殘暴叫好的諂佞之徒和一些甘心為之效勞的大臣」恐怕未必僅僅是雞生蛋的簡單因果關係——以我們二百年後的眼光來看，雞生蛋固然不假，蛋生雞同樣為真，從一個更加寬泛的意義上說，專制體制必然導致道德衰敗，必然造成「最壞的人當政」（哈耶克語）的局面。
好了，交代過這些之後，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問題一：土地兼并如果當真這麼嚴重，那就必然有大量的無地農民，這些人都到哪裡去了，總不能全都做了強盜吧？
這個問題很容易理解：那年頭的農村，沒什麼社會保障體系，農民享受不到醫療和養老保險，小農經濟的效益從來也都不高，一家人能不挨餓就已經燒高香了，那麼，當農民遇到馬高蹬短的時候，能有什麼辦法呢？——比如說，家裡有人生病了，或者是孩子考上大學了，反正都是用錢的地方，孩子不上大學倒也無妨，但病人總不能袖手不管吧？可家裡惟一值錢的東西就是土地，為解燃眉之急，只好賣地。等度過難關之後，新的難關就出現了：沒有土地的農民該如何生活？
想來想去，大約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做土匪去；二是投靠地主做佃農；三是賣身為奴。——只要農村的基本問題解決不了，加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那麼，這三條路也就都是順理成章的了。久而久之，自由農越來越少，而土匪、佃農和奴婢卻越來越多，貧富兩極分化自然也跟著越來越嚴重。這個問題，即便是靠自由放任主義的那種我們心目中的道家思想也是解決不了的，如果政府一直「無為」下去，一直放任不管，總有一天會釀成重大的社會危機。因為「無為而治」的自由放任主義的前提是小國寡民加上小國林立，也就是西周及其之前的那種社會形態，而等生產力發展、國家規模發生質變之後，再搞那一套就成了刻舟求劍了。
但是，「無為」雖然不行，「有為」也未必就能搞好。社會背景與當局政策一方面逼迫著窮人賣地，進而賣身，一方面又激勵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