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學被玩到這個地步，真讓人不知說什麼才好。那些天意呀，受命呀，該當真的時候它就是真的，該不當真的時候它就是假的，你如果該當真的時候說它假，或者該當假的時候說它真，那就犯了政治幼稚病了，殺身之禍就在眼前。那麼，假如你在漢朝為官，為了安全起見，肯定想找一個風向標之類的東西。其實風向標倒也好找，盯准皇帝的眼色也就是了，再要注意的就是：既要有好的記性，也要有好的忘性。
——這話從何說起呢？就從皇帝的年號說起，《春秋》之精義也是蘊涵其中的。
就拿這一年作個例子吧：漢昭帝元鳳三年。還記得嗎，這就是前文剛剛說過的泰山巨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復生的那年。現在我們要看的是：年號元鳳。為什麼要叫元鳳？
漢昭帝即位之初，定年號為始元，意思是說：新皇帝上任啦，萬象從此更新。於是，世界從始元元年一直就走到了始元七年，在七月份上，出大事了：發生日蝕了。
日蝕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前文已經說得一清二楚，漢昭帝和霍光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想法，但也許就像民間沖喜的心態似的，既然有了災異，那就拿個祥瑞來沖沖好了。但問題是，祥瑞可不是說有就有的。這個為難的時候，有聰明人追憶往事，想起始元三年曾經有鳳凰雲集東海，朝廷還派人去祭祀過的。咦，這不就是明擺著的祥瑞么！好了，那就拿鳳凰說事吧，朝廷於是詔告天下，始元的年號到此結束。可是，始元七年不是才過到七月份么，一年才到一半難道就改年號？——不錯，舊年號就用到七月了，不再往下用了，從八月算起就是元鳳元年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議定年號自然少不得儒家知識分子的工作，而且這工作絕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一個年號雖然一般只是寥寥兩個字，可你既要把握得住《春秋》理論，又要熟悉儒家典籍，更要揣摩得清政治風向。說到底，年號可絕不僅僅是紀年的一個標記，不是沒有價值蘊涵的簡單符號，而是政治手段之一，儒家之學、《春秋》之理、帝王之術，林林總總盡在其中。
我們只要留心一下就會發現：直到近現代，還有不少人在推崇帝國時代的好人政府，說現代民主政體的選舉制度眼光過於短淺，因為領導人的一屆任期無非短短几年，這種制度缺陷使他們很難做出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以上的長期規劃，無法對國民做出長遠承諾，而帝制則不然，長命百歲的好皇帝可以一統治就是好幾十年，所以便不會有上述問題的出現。——這個論調一直小有市場，可是，所謂「長遠規劃」的可能性暫且不論，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歷史，就會發現歷史並沒有為這種說法提供足夠的證據。就以漢朝為例吧，單是這些換來換去的年號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改元有很多都是來自新的祥瑞，可究其根底，無外乎附會現實的政治需要。比如皇帝看看局面實在亂得不行，難以維持了，算了，改元吧！——這種時候往往會改作始元、更始、太始之類的年號，意思是：新時代開始啦，萬象從此更新，大家把過去的事都放一放，咱們重新打造好生活；暗含的意思是：以前的胡搞亂搞都揭過去，誰也別再提了。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一個皇帝的任期內會出現好多年號，翻來覆去地「萬象更新」，這就像有些小學生寫日記一樣，一開始拿了個嶄新的日記本，高高興興寫了幾天，結果發現字也難看、句子也不通順，怎麼辦呢，好辦，就把前邊寫完的那幾頁「呲啦」一撕，重新開始；等又寫了幾天之後，發現還是很差勁，那就再撕，再重新寫。如果單是一個日記本，遭受這種顛三倒四的命運倒也罷了，可如果是全國的老百姓，禁得起多少次這樣的折騰？皇帝倒也安心：反正撕下去的頁碼不許人提，誰翻舊賬就整治誰。官員們也越來越聰明，都知道禁忌之所在，乾脆美其名曰「放下歷史的包袱，輕裝整隊朝前看」。嗯，這還真不失為一個響亮的口號。倒霉的總是老百姓，誰知道自己哪一天就會變成那個牛鬼蛇神一般的「歷史的包袱」，而人家「朝前看」的堅毅目光便再也落不到自己身上了？
年號的變更或者其他一些類似事物在名號上的變更，其中蘊涵著不小的學問，用勒龐的話說，就是「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這是改元之類手段的另外一層意義：新瓶裝舊酒，給大家一些萬象更新的美好聯想。勒龐說道：
因此，聰明的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就說過，政府和帝國的具體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稱把大多數過去的制度重新包裝一遍，這就是說，用新名稱代替那些能夠讓群眾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稱，因為它們的新鮮能防止這種聯想。「地租」變成了「土地稅」，「鹽賦」變成了「鹽稅」，「徭役」變成了間接攤派，商號和行會的稅款變成了執照費，如此等等。
可見，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是對流行用語，或至少對再沒有人感興趣、民眾已經不能容忍其舊名稱的事物保持警覺。名稱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選擇得當，它足以使最可惡的事情改頭換面，變得能被民眾所接受。泰納正確地指出，雅各賓黨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愛」這種當時十分流行的說法，才能夠「建立起堪與達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類似的審判台，干出與古墨西哥人相差無幾的人類大屠殺這種成就」。統治者的藝術，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首先在於駕馭詞藻的學問。這門藝術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同一個社會，同一個詞對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往往有不同的含義，表面上看他們用詞相同，其實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
從這層意義上說，「健忘」或許是老百姓最為優秀的品格，真正喜歡舊事重提的往往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傢伙。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英國著名的掘地派領袖溫思坦萊，他的文章曾被譽為「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的一份光輝遺產」。 溫思坦萊在向克倫威爾諫言的《自由法》里辨析了「王國」和「共和國」在概念上的不同之處，他悲憤地點明：「人民說，如果看看訴訟程序就會發現事情同國王統治時期一模一樣，只是改了改名稱罷了」，「只要立法者把實現國王的意志和特權作為自己的目的，被壓迫的平民就不能享有共和國的自由」。
溫思坦萊的這番話反證了「改了改名稱」對於統治者來說是個多麼簡單而有效的管理手段，暗示了所謂「共和國」其實只是打著共和國旗號的「王國」而已，除了字面上的差異之外，和以前的王國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性不同。這時候我們再來回想一下董仲舒的那個看似非常形式主義的意見：「從《春秋》來看，政權交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曆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了新一輪的天命」，嗯，好像別有一番感受了吧？
可是，肯定有人會出來質疑：「瞧你說得容易，老百姓就那麼好糊弄嗎？俗話說得好：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群眾的眼睛很少會是雪亮的，當然，使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自己有著雪亮的眼睛，這對統治者是大有好處的，人民群眾往往會在這種盲目的自信里用他們「雪亮的」眼睛追隨著聰明的統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個方向正通向懸崖峭壁。
是的，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個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兩三個人也不那麼容易，但是，糊弄一群人可就容易多了。這個道理可以簡單地表述為：人數往往和理性成反比，也就是說，在人數越多的時候，理性也就越少，甚至還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一百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腦瓜兒加起來反倒不如這一百人中的任何一個人的腦瓜兒更加靈活。我們還可以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向大眾表達意見的時候，知識分子永遠會輸給義和團。
我們還是有必要再來聽聽勒龐的意見：
我們已經證明，群體是不受推理影響的，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他們的演說家，總是藉助於他們的感情而不是他們的理性。邏輯定律對群體不起作用。讓群體相信什麼，首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然後以很低級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變他們的看法，這樣才能夠——如果有必要的話——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種說法的感情。這種根據講話的效果不斷改變措辭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講完全不可能事先進行準備和研究。在這種事先準備好的演講中，演講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聽眾的思路，僅這一個事實就會使他不可能產生任何影響。
是呀，難道「文革」那一代人就真比我們更笨么？他們的腦容量很小嗎？他們的平均智商只在70以下嗎？他們在單個人與單個人打交道的時候不也表現出不亞於我們的精明嗎？——而且，我們還不要急著把勒龐的論斷歸結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