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義必不可少
——「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對嗎？
——漢承秦制
——家天下、家庭行為和家長行為
——要「國富民強」還是「國強民弱」？
漢武帝讀了董仲舒的第一道對策，非常欣賞，隨即又對大家提出了一輪新的問題：「我聽說大舜治理天下的時候，這傢伙成天溜溜達達、遊手好閒，可也真怪，天下居然太平無事！要說大舜是我們當領導的榜樣吧，可大聖人周公卻搞的是另外一套：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呢，天下一樣太平無事。我可真是納了悶了，這治理國家到底有沒有一定之規呀？讓我們做領導的學哪個才對呀？
「再有，上古那些勤儉的領導連旗子都省，可到了周朝，領導人卻大興土木，大搞歌舞。真把我給搞暈了。就連至理名言也各說各的理，有說『美玉不需要雕琢』，也有說『沒有華麗的排場就不足以輔佐德政』，這互相之間明明是矛盾的呀，我該聽誰的才好呢？
「商朝為了懲治犯罪，用了嚴刑峻法，整起人來狠著呢，可到了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廢棄刑罰四十多年，監獄全都空了。這就夠矛盾的吧，可秦朝採用了商朝的辦法，嚴而又嚴，天天搞嚴打，搞得全國人口銳減，就像遭了自然災害似的。
「我這個皇帝很發愁呀，古代聖王用的招兒都是互相矛盾的，這不是存心難為我么！我朝思暮想，我輾轉反側，想的可都是我的事業呀！我是個很有事業心的年輕人。我自己覺得，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兩點：一是搞好農業，二是任用賢人。我可不是光在嘴上說說，我當真都去做了：親自去種田，給農民做出好榜樣，鼓勵孝悌行為，尊重有德之人，我還派出了很多使者，去慰問窮苦人家，救濟鰥寡孤獨——哎，你們還別不信，這可都有錄像作證，那些老百姓感動著呢，對我千恩萬謝的。他們能不謝我么，他們得的那點兒好處可都是我萬歲爺開恩賞給他們的！（說句心裡話：就算我不開恩，他們也不能怨我不是？再說了，社會上總得有點兒窮苦人家才好，如果沒有他們，政客們上哪兒去展示滿腔高貴的同情心呢？）可我著急呀，能想的辦法都想了，能使的招數都使了，可怎麼看不見明顯的效果呀？現在這世道，唉，別提了，陰陽不調，黎民過不上安穩日子，到處都是寡廉鮮恥之人，榮辱觀錯位，好人壞人分不清，真真假假看不明，所以我才特意召集你們這些五湖四海的傑出人士，想聽聽你們的意見。可，可，可你們，你們實在太讓我失望了。瞧瞧你們，一百多號人，打麻將能湊三十桌了，可提的都是什麼意見，不是不著調的就是不著調的！難道因為你們心存顧慮嗎？放心，我這可絕對不是引蛇出洞，大家有話就說，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會找你們秋後算賬的！」
漢武帝言辭懇切，這次提問的重點是：第一，古代聖王在治國的方針上是貓有貓道、狗有狗道，完全沒有一定之規，可全都達到了良好效果，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漢朝的政治方針又該學習哪位前輩才對呢？第二，我自己現在抓了農業，抓了用人，我覺得這都是治國的重中之重，可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見效果呢？
——這兩個問題如果讓我來回答，容易得很。關於第一個問題：什麼大舜垂拱而治呀，什麼周公吐哺呀，全是扯淡，那都是後人要麼托古改制、要麼借古諷今給編出來的。大舜有沒有這人還不一定呢，即便真有，他那時候也還是原始氏族社會呢，跟漢朝完全不具可比性；至於周公，說他制禮作樂，設計了一套完美周密的政治藍圖——忘了前邊剛剛講過的嗎，人類是沒有這種能力的，雖然完美周密的設計確實是有的，但把這種設計全面付諸實施，並且取得良好成果，這種事直到二十一世紀也從來沒發生過，而且已經被學者們證明為不可能了。休謨講過一句至理名言：「法律先於國家而出現」，社會的習俗、規則，很多很多都是自發形成的，是緩慢成型的（其中也包括一度被盧梭認為「天賦」的人權——回憶一下洛克，他在《人類理解論》里說：「人心中沒有天賦的原則」），周公制禮作樂充其量是在舊有習俗的基礎上改造、總結了一下而已。還有，周公那個時代也剛剛才進入封建的門檻，和漢朝一樣是沒有可比性的。
對了，這裡順便提一句：大家一般都以為老子強調無為而治，其實並不盡然，儒家也是強調無為而治的，像儒家推崇的聖人大舜，他的風格就是「垂拱而治」，《論語》里孔子還說過「以德治國，就像北極星，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動不動，所有星星都圍著它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就是說，領導不必費心去抓具體工作，只要自己是個道德完人，那就會很快地感染身邊的人，而身邊的官員如果都被感染了，他們也一樣會感染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所以，搞政治就像鬧非典，領導什麼都不用做，只要當好非典源就行了，非典病毒會很快傳染給身邊的官員，官員們再把病毒傳染給治下的百姓，用不了多久，全國上下就全非典了——這就是以德治國的邏輯。這個邏輯最怕反推：當領導號稱自己「以德治國」的時候，你發現老百姓滿是刁民，地方官滿是蛀蟲，你反推出這都是因為最高領導人缺「德」——嗯，邏輯雖然成立，可你的小命難保。
董仲舒當然不會像我這樣說話，他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皇上您說的那些古代聖王，確實是既有廢寢忘食的，也有好逸惡勞的，事情也確實不能一概而論，不是說廢寢忘食的就一定光榮，好逸惡勞的就一定可恥。他們治國的大方針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沿著我前邊說的那條「道」在走，之所以勞逸有別，是因為時代有不同啊。堯當老大七十年，天下大治，舜接了堯的班，什麼都不做，只由著社會按照慣性向前發展就足夠了，實在是堯給打的底子太好了。可周朝推翻商朝，商紂王留下來的卻是個十足的爛攤子，任誰也沒辦法「垂拱而治」，於是，領導人不得不風風火火、廢寢忘食。
董仲舒接著解釋聖王大搞形式主義的問題，說：從《春秋》來看，政權交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曆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了新一輪的天命。所以，建築呀、歌舞呀、旗幟呀，在這些東西上多費些心思可並不是窮奢極欲呀。孔子既反對奢侈，也反對吝嗇，他不是說什麼「奢則不遜，儉則固」么，所以，太節儉了，太摳門兒了，這都不是聖人喜歡的。（看，艱苦樸素、勤儉節約，這可都不是正統的儒家觀念呦，人們最早有這種誤解恐怕是被顏回和原憲這兩個窮光蛋楷模給害的。）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形式主義」確實有著安定人心的作用——從宏偉的方面來說，正如貝格爾所謂「最初的一切秩序化都具有神聖的特徵……從歷史看，人類的世界大多數都是神聖化了的世界，事實上，似乎首先只有藉助於神聖者，人才有可能設想一個宇宙」， 從實用的方面來說，這就好比一家公司新換了領導，首先得搞搞表面文章：把辦公樓重新裝修一遍，以前是紅色的主色調，現在改為藍色，給員工每人發一套全新的制服，顏色、款式也和以前大有區別，哪怕任何實質性的工作都沒做呢，這也可以輕易地全部營造出一副煥然一新的新氣象，同時暗示每一個員工：我們和過去告別了，從此進入新領導的新時代了。
可別以為這只是搞搞形式主義而已，事實上，形式的重要性經常遠遠大於內容——好比說佛教吧，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佛經全都失傳了，對寺廟裡香火恐怕不會有一點兒影響，但如果修廟造像和各種開光呀、超度呀之類的儀式全不搞了，會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
而說到漢朝，都說漢朝初年休養生息，可就在漢高帝劉邦平城兵敗剛剛回到長安的時候，就看見蕭何在大興土木，把皇宮建築群的規模搞得奢華無比，大有不讓後人之勢。劉邦越看越氣，質問蕭何：「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的回答是：「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況且天子以四海為家，宮殿不壯麗不不足以立威。」這話果然在理，劉邦馬上又高興起來。
蕭何話中的「四海為家」這個詞現在已經變成了四處流浪的意思，古人的原義是說「四海之內都是皇帝的家」——把馬三立的「黃土馬家」等比放大，也就是專制皇帝的「四海皇家」。
蕭何這話說得簡略，「正因為天下未定，才應該大建宮殿」，為什麼呢，他沒說原因。其實原因很簡單：以安民心。——我年輕時讀《摩西五經》，對那些人民群眾的所作所為總是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放著個那麼神通廣大的上帝還不安心，偏要時不時地造出個神像來膜拜一下，折騰得摩西這位領袖兩頭救火，這到底是為什麼呢？很久以後才想通了：當年上帝嚴禁偶像崇拜，「摩西十誡」里就有這一條，可老百姓的心理是一定要有個高大巍峨的東西來膜拜的，不然心裡就不踏實，而基督教嚴禁給上帝造像，把大家搞得沒偶像可拜，逼得他們只好另覓途徑。而蕭何就深明此理，所以才在宮殿的修建上不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