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國的人不都是賊
——工人無祖國
——泰戈爾對民族長遠利益的質疑
——民族主義與普世情懷
「腥風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這是陳天華《警世鐘》開場詩中的一句，拋開「江山忍送人」的文學感染力不談，冷眼看去，很多時候，江山確實是可以送人的——梁武帝有句名言：「我打來的天下又從我手裡失去了，也沒什麼好遺憾的。」（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這話道出了個中真諦，是呀，江山的送與不送，又關老百姓什麼事呢？
但陳天華是個熱血青年，常常把理想當作事實，前文蔡元培在《上皇帝書》里講的那些需要為之努力的社會理想到了陳天華這裡卻變成社會現實了：
須知國家是人人有份的，萬不可絲毫不管，隨他怎樣的。中國的人最可恥的，是不曉得國家與身家有密切的關係，以為國是國，我是我，國家有難，與我何干？只要我的身家可保，管什麼國家好不好？不知身家都在國家之內，國家不保，身家怎麼能保呢？國家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著急，東家越加要著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斷沒有袖手旁觀，不管那船的好壞，任那舵工。水手胡亂行駛的道理。既我是這個國的國民，怎麼可以不管國家的好歹，任那皇帝。官府胡亂行為呢？皇帝、官府盡心為國，我一定要幫他的忙，皇帝、官府敗壞國家，我一定不答應他，這方算做東家的職分。古來的陋儒，不說忠國，只說忠君，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國度據為他一人的私產，逼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國家當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必管他，但是只因為這國家斷斷是公共的產業，斷斷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產業。有人侵佔我的國家，即是侵佔我的產業；有人盜賣我的國家，即是盜賣我的產業。人來侵佔我的產業，盜賣我的產業，大家都不出來拚命，這也不算是一個人了。（陳天華《警世鐘》）
「國家譬如一隻船」，這個比喻會讓現代人很眼熟，一下子聯想到奧克哈特。可能「船」的意像真的很像國家社會吧，載舟覆舟之喻不也如此么。但陳天華畢竟不是奧克哈特，他這段話即便從理論上被人認同了，但在實操層面上卻依然只有「古來的腐儒」那句話是貨真價實的：「不說忠國，只說忠君」，或者，雖然既說忠君，也說忠國，但忠國的實質涵義卻等同於忠君，正如哈耶克所謂的專制統治者必然要玩弄名詞的魔術——這個比喻如果僅從近現代背景來理解的話，「船」上的格局或許是下面這個樣子的才更加貼近事實：
如果一艘船被宣布為集體財產，而旅客仍舊被分為頭等、二等和三等；那很明顯，對三等旅客來說，生活條件的差別要比法律上的所有權的轉換重要得不可計量。另一方面，頭等旅客一面喝的咖啡抽雪茄煙一面提意見說，集體所有制就是一切，舒服的頭等艙是無關緊要的。（托洛茨基《被出賣的革命》）
在中國這艘船上，在封建之後的兩千年里，嚴復的悲哀論調恐怕才是更接近事實的：「東方之臣民，世隆則為父子，世污則為主奴，君有權而民無權者也。」嚴先生更狠的一句話是：「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嚴復《法意》）這簡直比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更顯囂張：「朕」不僅是國家，還是憲法。——嚴復其實還忘說了一點：「朕」還是全體人民。所以，愛國、愛憲法、愛人民，這些個「愛」歸根結底都是愛皇上，反過來說也是一樣：愛皇上也就等於愛國、愛憲法、愛人民。
對了，「憲法」這個詞過於現代了，我們還是把它理解為皇帝從一執政起就「口含天憲」好了。如果有天真的大臣和老百姓搞不清這一點的話，認為愛國和愛皇上是兩碼事，甚至愛國勝於愛皇上，那可就麻煩了，達摩克利斯之劍可就時時刻刻懸在頭頂了。
我們再來看看事情的另外一面：普世情懷似乎也是愛國主義的對立面，托馬斯·潘恩所謂「我的國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這在專制帝國肯定是大逆之言，因為皇帝們想要推行的意識形態剛好相反：「我的國家是領袖，我的宗教是服從」。
說這類大逆之言的可不止潘恩一個，甚至有些不中聽話是由一些在大眾當中極有名望的人說出來的，比如雪萊——這位詠過西風、詠過雲雀的浪漫詩人竟然還寫過不少政論，其中甚至還說過這樣的話：「雖然並非所有的政府都壞得像土耳其政府那樣，但也沒有一個政府好得像它們理應做到的那樣。每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有權改進他們的政府。少數人不應該擾亂他們；少數人可以退出，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建立他們自己的制度。」——大家先別急著罵雪萊是分裂分子，馬克思可曾經盛讚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恩格斯還說他是「天才的預言家」。
就雪萊的這段話來說，確實當得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讚譽，因為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無國界的普世主義」，年紀大些的朋友應該還記得《共產黨宣言》里的這樣一句名言：「工人無祖國」，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是尖銳批判民族主義的，他們所展現的是一種宏大而又非常現代的普世主義，他們似乎並不認為民族的利己主義較之某些特殊等級和特殊團體的利己主義來得更要純潔 ——打個比方來說，當我們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的時候，其動機或許並不比彩電企業聯合會說「為了我們彩電業的利益」更加高尚和純潔。
如果從相反的角度來作觀察，我們也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了本民族的利益（或者本國利益、本集體利益），是否可以犧牲無辜——比如，是否可以犧牲掉幾十萬無辜的婦女兒童？」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來弄清楚兩個前提：第一，是否有什麼東西是高於民族利益或國家、集體利益之上的，比如最基本的良知或者別的什麼？第二，這個問題本身是否就存在缺陷，那被犧牲的「幾十萬無辜的婦女兒童」是些什麼人呢？——如果是同胞的話，他們難道不也是這個民族當中的一分子嗎？
那麼，所謂民族利益或國家、集體利益不應該也包括他們的利益在內嗎？
那麼，他們之所以可以被犧牲掉僅僅因為他們是少數分子嗎？
那麼，少數就可以在多數的決議之下被任意處置嗎？……
還有許許多多的疑惑呀。
一個顯而易見的回答是：「如果為了本民族/國家/集體的長遠利益，這樣的犧牲有時是非常必要的。」——這的確是一個有力的回答，但是，正如泰戈爾曾經質疑過的，所謂民族的長遠利益到底是真實存在的嗎？
泰戈爾以一位詩人的嚴謹態度這樣分析道：「就人們在政治經濟上的聯合意義而言，民族就是全體居民為了機械目的組織起來的那種政治與經濟的結合。這樣的社會沒有長遠的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是人的自發的自我表現。它是人類關係的自然準繩，使人們能夠在互相合作中發展生活理想。它也有政治的一面，但那只是為了特殊的目的，也就是為了保存自我。這僅僅是力量的那一方面，而不是人類理想的方面。」 ——泰戈爾似乎比奧克肖特更早地注意到「它（社會）本身就是目的」，是的，「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是在一個無邊無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沒有港口躲避，也沒有海底拋錨，既沒有出發地，也沒有目的地，他們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穩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敵人，航海技術就在於利用傳統行為樣式的資源化敵為友。」——這應該是奧克肖特被引述最多的一段話了，在他的眼裡，政府最重要的職能（如果不是惟一職能的話）就是保障這隻船不會沉沒，至於船要駛向何方，這是完全不需要操心和計畫的。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所謂的長遠利益或長遠目標又在哪裡呢？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族主義也許是被「塑造」出來的——草莽有著某種渴望，廟堂有著某種目的，至於這兩者到底孰先孰後，泰戈爾說：「我在日本看到全體人民自願地聽任他們的政府整頓他們的思想，削減他們的自由。這個政府通過各種教育機構限制他們的思想，製造他們的感情，在他們露出嚮往精神生活的跡象時，就以猜忌之心提防他們，帶領他們沿著狹窄小道走向必須按照它自己的秘方完全將他們焊接成一個整齊劃一的群體，而不是走向真實的境界。人民愉快而焦急地接受這種普遍的精神奴役，因為他們渴望將自己變成一架叫做民族的機器，並在他們的集體塵世利慾方面勝過其他機器。」
相形之下，普世情懷則顯得有些溫情脈脈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經表現過一種更為傳統的溫情（這是不同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於俄羅斯來說，歐洲如同俄羅斯一樣的珍貴，歐洲的任何一塊石頭都是可愛的和珍貴的。如同俄羅斯一樣，歐洲也是我們的祖國。啊，更大的祖國！」 ——我們只要試著把這句話里的「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