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子判例
——誰是理性人
——腹誹判例
——約法三章
「原心定罪」好不好呢？聽上去倒也是相當可取的，但實行起來尺度如何把握，這就是個難題了。先看一個小案子：
甲、乙與丙爭言相鬥。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
或曰：毆父也，當梟首。
論曰：臣愚以為，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罪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葯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某甲和某乙是父子倆，某乙（父親）和某丙起了爭執，動上手了。某丙是個狠角色，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某甲（兒子）一看爸爸危險，趕緊抄起棍子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擊某丙，真氣鼓盪之處棍風颯然。說時遲，那時快，棍落處只聽得一聲悶哼，偌大身軀栽倒塵埃。
問你了：某甲應該怎麼判？
——這不是跟康買得殺人案的情況差不多麼？本著「親親之道」來判不就結了？
不是的，某甲那一棍子，力氣著實不小，可準頭實在太差，敵人沒打著，砸的是自己的爸爸。某丙拿著刀還納悶呢：好快的身手，我這一刀還沒刺下去呢，他這棍反倒後發先至，這不會就是傳說中的五郎八卦棍吧？
就算十成功力的五郎八卦棍也敵不過國法，某甲這下可慘了，不但誤傷了爸爸，自己恐怕也保不住項上人頭。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父子之親乃天下第一人倫，於是，法官的判決：某甲以毆父罪論，當處梟首。
「梟首」這個詞也是大家比較常見的，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梟」字不是一個動詞，而是指貓頭鷹。貓頭鷹在古代被認為是一種猛禽，所以還衍生出了「梟雄」這個詞，那麼，「梟首」顧名思義就是貓頭鷹的腦袋。據說貓頭鷹媽媽給貓頭鷹娃娃覓食，非常辛苦，等到筋疲力盡、再也動彈不得的時候，娃娃們就一起來啄媽媽身上的肉——這真是個殘忍的傳說，我都不忍心說下去了——貓頭鷹媽媽無法躲避，只能悲哀地用嘴銜住樹枝，等到身上的肉被娃娃們啄盡了，便只剩下一顆頭顱高懸在樹枝之上，這就是「梟首」。
人類社會的梟首就是仿照貓頭鷹社會來的，把犯人的頭砍下來，高懸在木杆上，起到示眾的作用。這種刑罰至少從秦朝就有，直到遼代以後才不再載於法律正典。
現在，某甲忤逆人倫，毆傷親爹，即將被處以梟首。——在秦、漢兩代，對謀反和大逆才用梟首，可見某甲被定罪之重。
但這案子並未就這麼輕易了結，而是被很審慎地交到了董仲舒那裡。董仲舒看罷卷宗，提起筆來，寫道：「《春秋》說……」
人命關天的時候董老還要講古？！不錯，但他的講古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董仲舒的意見是：本案可參照《春秋》「許止父病，進葯於其父而卒」辦理。
看來我們要是在漢朝當法官，一定要把經書讀熟啊，至少得能看懂董老的批示是什麼意思。
董仲舒講的這個「古」，出自《春秋·昭公十九年》，在《春秋經》里照例又只是短短的一句話：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翻譯過來就是：許國太子止殺了他的國君爸爸。
這是許國的事。許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這是個小國，姜姓，受封於周武王，原本的地盤在現在的河南許昌附近（看來許昌這個地名來源很古哦），後來到許悼公的時候遷到了現在安徽亳縣附近的城父集。這位許悼公也就是《春秋經》這裡提到被太子止殺了「其君買」。
嗯，殺了又如何呀？怎麼殺的呀？為什麼要殺呀？前因呢？後果呢？你倒是說清楚了啊！——沒辦法，《春秋經》就是這麼寫的。這種敘述風格是《春秋經》的一貫做派，古人就曾經感慨過，說孔夫子這麼寫歷史，誰能看得懂啊！還好世上有「三傳」， 可是，我們想想，一部脫離了教輔就無法讓人看懂的教科書究竟能有多大意義呢，更何況三本教輔之間還常鬧矛盾，更更何況教輔的解釋還常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無論如何，我們必然還是要看看教輔的。《公羊傳》是從《春秋經》里「許國太子止殺了他的國君爸爸」的下一句話「葬許悼公」開始分析的：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葯而葯殺也。止進葯而葯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葯而葯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公羊傳》說的是：照《春秋經》的記事規矩，既然許悼公是被弒的，在兇手沒有伏法之前是不能寫「葬」的，可為什麼這裡卻壞了規矩呢？原因是：太子止所謂的「弒君」並不是故意的，他爸爸病重，他端了碗葯給爸爸喝，誰想到爸爸喝了以後就死翹翹了。所以，君子才會先用「弒」字給太子止定罪，然後又用「葬」字寬恕了太子止。
作為現代人，我們恐怕很難理解這所謂的「弒」字之貶和「葬」字之褒。就說那個「弒」吧，如果太子止不是存心給爸爸下毒，只是不小心端錯了葯，人家本來鬧肚子呢卻給端了碗巴豆湯，這確實逃不了輕忽之嫌；如果許悼公已經是「閻王命令五更死」，太子止恰巧在四更半的時候給爸爸喂葯，這可一點兒罪過都沒有啊。《公羊傳》看來是把太子止定性為後一種情況的，那為什麼還要苛責他呢？因為《公羊傳》搬出了孝順的楷模——曾子的高足樂正子春——來作為兒子為爸爸進孝的標竿。樂正子春是個超級大孝子，好像普天之下沒人比他更孝順了，所以，如果拿他來豎標竿，恐怕連神仙都達不了標， 太子止就更加相形見絀了。《公羊傳》對太子止的批評是：做孝子就得做到人家樂正子春那樣，你比人家差得可不是一點半點，所以得用個「弒」字把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我們想想《孟子他說》里方孝孺是怎麼批評豫讓的。）
「春秋大義」，把太子止批評了，隨即又原諒了， 董仲舒所講的就是這個故事。所以，董仲舒認為，對某甲誤殺親爹案，應該參照《春秋經》和《公羊傳》對太子止的評議，不該治他毆父之罪，不該處以梟首之刑，「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無罪釋放好了。
從這個案例來看，「原心」也算原得恰如其分，但這種方法並非沒有風險的，比如，我們可以向董仲舒追問一下：您董老德高望重，深明「春秋大義」，判案公正無私，這都不假，可是，如果不是您來親自判案，那麼，「誰來原心」和「如何原心」可就都成問題了。
誰來原心？——我們只要在論壇上多轉轉就足以對這個問題形成比較清晰的感覺了。比如有人發帖論證：中國人不是龍的傳人，你就看回帖好了，沒幾個人在意這位仁兄的論證是否證據確鑿、邏輯嚴密，多數人都在「原心」，所以這樣的話是非常多的：「樓主是漢奸！」「拿了日本人的錢了吧？」「你這個×××！」「嘩眾取寵，想出名想瘋了吧！」「拖出去殺了！」等等等等，大多還都是只看標題就回帖的。——如果我們哪天坐在被告席上，法官全是這副腔調，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要談原心，先得談談理性。現代經濟學上經常把「人」定義為「經濟人」，或者說是「理性人」，然後以此為出發點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運作。但「理性人」這個概念一定先要釐清一下才行，或者如達倫道夫所謂，「理性人」只是經濟學為了研究「人」作為消費者、並且只作為消費者的時候而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正如心理學設定了「心理學人」，社會學設定了「社會學人」一樣，都是為了特定領域的研究需要而設定出來的不完全的概念——如果我們把「理性人」的適用範圍稍稍擴大一些的話，那麼，所謂「理性」，應該僅僅是指人的行為基本上是基於趨利避害的天性的，用俗話來說，就是在一個人面臨選擇的時候，他會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用術語來說，他會自主或不自主地衡量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權衡，比如，「自由」本身就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它的弊病多如牛毛，可不知怎麼，依然有那麼多人追求自由，托克維爾便解釋說：「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看，人們並不是在追求「自由」的理想，而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同樣，墨索里尼擁有眾多的支持者，這在我們看來簡直不可理喻，可伯林評論說：「人們之所以擁護墨索里尼，是因為他們害怕無政府狀態」。
理性問題往往又和善惡問題糾纏在一起。我們回憶一下：《孟子他說》講到性善還是性惡問題的時候，說過善惡在這裡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善惡是人的社會屬性，是後天的，而趨利避害才是人的自然屬性，是先天的。用洛克的話說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