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
——逄丑父該殺
——轅濤塗不該抓
——魯季子追捕慶父
——吳季子寬恕闔廬
——皇恩浩蕩與感恩圖報
——愛國的邏輯試題
——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
——《鹽鐵論》
當初有刁難孟子的，這時候也有刁難董仲舒的。這一刁難，刁難出了董老一個非常重要的「《春秋》決獄」的思想綱領。——前文講過，《春秋決獄》里的判例既解決了當時的具體問題，又具結成文來供後人作同類案件的參考依據，馬上我們要遇到的就不再是判例，而是董氏判案的核心法理原則了。
刁難的人出場了。這廝問道：「你老董不是《春秋》專家么，我問問你，《春秋》上說大夫不能擅自行事，可又說大夫在國外的時候，如果有對本國有利的事可以自行決定。同樣還是《春秋》，又有一處說，大夫奉國君之命外出作戰，進退可由自己決定；又說大夫在國外出公差的時候如果聽到父母的死訊，切不可急急忙忙立時回國。老董哎，我不挑《春秋》以外的東西來問難，就拿《春秋》本身來看，一本書說話前後矛盾，這是什麼道理啊？」
每一部經典都是要經受千錘百鍊的，很多人都知道西方的《聖經》在一千多年來無數神學家的手裡已經被打磨得幾乎天衣無縫了，其實咱們中國的這些經典也有過不少類似的遭遇。
董仲舒對這個刁鑽問題的回答是：「這幾句話你從書里挑出來單擺浮擱看著確實是自相矛盾的，可你要是把它們再放回書里，上下文一聯繫，你就會明白每句話其實都是對的，只不過在說的時候是針對不同的情況罷了。所以，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董仲舒不厭其煩，誨人不倦，說著說著就說到判案子了：「我們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些事情看似一樣，實質卻完全不同，就判案來說……」董仲舒下面這一段話是一段名言，影響極其深遠，單是一個漢朝就有多少人的身家性命全都被捏在董仲舒這句話里：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春秋繁露·精華》）
翻譯過來就是：《春秋》斷案的原則，一定要根據事實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時的心理動機。對那些動機邪惡的傢伙，哪怕他犯罪未遂，也得好好治他的罪；對首惡分子要嚴加量刑；而對那些出於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從輕。
這段話，就是赫赫有名的「《春秋》原心定罪」原則——回憶一下前邊講過的唐朝康買得殺人案中刑部侍郎孫革的判決：「康買得救父殺人不算行兇，估計拉不開架而用鐵杴砸了張蒞的腦袋也屬情有可原。先王制定刑律的精神是以父子親情為先，《春秋》『原心定罪』，《周書》當中的各種刑罰也不是沒有變通餘地的。這樣看來，康買得殺人是孝心的體現，不該判罪。」——嗯，董仲舒現在這段話就是後來孫革判案的法律依據。
如果單說「原心定罪」，現代人也很容易理解，比如同樣是殺人，就分蓄意謀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等等，但在「原心定罪」之前加上《春秋》這個帽子，意義就不大一樣了，就被拴上了《春秋》的道德準繩，更強調動機在「春秋大義」範圍里的善與惡了。
這種思想不單在漢代，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得到過廣泛的認同。比如《聊齋志異》里有個很著名的故事叫《考城隍》，說有位宋先生靈魂出竅，到了陰曹地府參加公務員考試，結果考上了城隍。宋先生沒走關係沒行賄，之所以考上了全憑真本事，或者說，全憑他寫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好句子：「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
這十六個字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操作起來卻大有難度：城隍也許有法力，能看透犯罪嫌疑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可活人哪有這麼大的本事？那麼，活人判案，也就只能從事情的來龍去脈去推斷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了，這也就是董仲舒說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董仲舒為此舉了四個例子：
是故逄（páng）丑父當斮（zhuó），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春秋繁露·精華》）
直接翻譯過來就是：逄丑父該殺，轅濤塗不該抓，魯季子追捕慶父，吳季子寬恕闔廬，這四個人罪行相同而論罪不同，因為他們當時「犯罪」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所以，同樣是欺騙軍隊，卻既有該殺的，也有不該殺的；同樣是弒君，也還是既有該殺的，又有不該殺的。
——插一句話：我為什麼覺得讀歷史應當經史並重呢？因為各部經書幾乎都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經書的內容和古人的思想、行為是水乳交融的，所以，如果我們也能把經書讀熟，再讀歷史就會有一種高屋建瓴、順流而下的感覺了。即便從小處來說，古人說話、寫作的遣詞造句到處有有經書的影子，如果我們不熟悉經書的話，讀史、哪怕是讀話本小說， 都會遇到不少障礙。就看董仲舒上邊說的這兩句話，如果是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馬上就能明白他的意思，可我們如果不熟悉《公羊傳》或《左傳》的話，這時候就只能幹瞪眼了。
現在，為了不再乾瞪眼，我們只好去查查董老這番話的背景資料了。
先說說「逄丑父該殺」。熟悉《古文觀止》的朋友應該記得在「周文」裡邊收錄了一篇選自《左傳》的文章，題為《齊國佐不辱命》，是寫齊、晉「鞌（ān）之戰」之後的一次外交活動，而現在要講的這個「逄丑父該殺」就發生在「鞌之戰」當中。《左傳》的記載是：齊國和晉國在鞌這個地方決戰，齊頃公的戰車落了單，眼看要落入敵手，而車上還有一位逄丑父，他急中生智，冒充了齊頃公。於是，假齊頃公作了晉國軍隊的俘虜，真齊頃公就趁機逃之夭夭了。晉國主帥發現到手的卻是個假冒偽劣產品，氣不打一處來，但最後還是說：「放了這傢伙吧，以此來勉勵那些認真侍奉國君的人！」
故事完了嗎？
完了。
可是，董仲舒不是說「逄丑父該殺」嗎？怎麼卻把他放了呀？
答案是：董仲舒是公羊學大師，他自然是取《公羊傳》而不是《左傳》的說法。《公羊傳》對這件事情的記載又和《左傳》發生了矛盾：雖然對故事的前半部分兩家說的沒什麼區別，可當晉軍發現逄丑父假冒齊頃公之後，《公羊傳》的說法卻是：主帥問大家說：「欺騙三軍的人該怎麼處置？」大家說：「該殺！」主帥點點頭：「那就把這小子殺了吧。」
那，到底是殺了還是沒殺呀？要不，就讓《榖梁傳》來評評理吧。
但可恨的是，《榖梁傳》根本就沒提逄丑父這回事。——這樣吧，我們既然在講董仲舒，就以《公羊傳》為準好了。《公羊傳》說：「逄丑父該殺。」
我們只要稍微一想，就會發現《公羊傳》這個邏輯很奇怪，不合情理：一個甘願獻出生命而忠心護主的人怎麼會「該殺」呢？不但不該殺，還應該大力表彰才是啊！翻翻書，古往今來，這種例子可不算少；聽聽評書（這是最能代表民間的道德判斷的），就說那個流傳最廣的楊家將「金沙灘」的故事吧，楊大郎替皇上死了，楊二郎替八千歲死了，多感人啊，這可是滿門忠烈啊！
《太平御覽》有一篇《忠勇》，搜羅了歷史上為臣子者既忠且勇的例子予以表彰，其中就有這位逄丑父； 《冊府元龜》記載馬衍的一段慷慨陳辭，也拿逄丑父當作難能可貴的正面典型； 《氏族大全》載逄姓的第一位名人就是逄丑父，給了個小標題叫「代君任患」， 看來都是褒獎的態度呀。
咦，這就奇怪了，《公羊傳》為什麼要說「逄丑父該殺」呢？
——注意，主語已經被偷換了：《公羊傳》只是在敘述晉軍對如何處置逄丑父的討論過程，是晉軍得出結論說「該殺」，《公羊傳》在這裡只是客觀敘述這個事件而已，並沒有從自己的角度評論說「逄丑父該殺」，再看看《公羊傳》的上下文，也沒有什麼更進一步的分析論述了。
這意味著什麼呢？
也許意味著：說「逄丑父該殺」並不是《公羊傳》的意思，而是董仲舒自己的意思。
那麼，董仲舒又為什麼認為「逄丑父該殺」呢？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里詳細討論了這個逄丑父問題，簡要來說，他認為逄丑父的做法是不對的，因為，他雖然救了齊頃公，卻使齊頃公成了丟人現眼的逃兵，這就叫「陷國君於不義」，這讓人家一國之君今後還怎麼抬頭做人？《春秋》認為：最高的尊貴不能加之於大羞大辱之上，對於失去君位而又回國復了位的國君尚且不以國君相稱，更何況作了逃兵的國君呢！
——哦，原來道理是這麼說的。是不是有人覺得董仲舒這也太苛求了呢？
是呀，我也很想問問董仲舒：「你說逄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