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文集》
——《春秋決獄》
——《詩經》和《春秋》的聯合斷案
——對孟子的一次問難
儒學之「施於有政」，著名的概念很多，以現代人的熟悉程度來論，恐怕排第一位的就是「以德治國」了——這也正是「《春秋》學」的一個提綱挈領的要義。但要細論起來，事情卻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一般人都知道儒家和法家勢同水火，好像儒家就是講以德治國，靠領導人高標人格的感化作用來扭轉社會的道德風氣，而法家就是講以法制國，是胡蘿蔔加大棒式的照章辦事，不講道德人情。其實，就像前邊例子里講的，儒家並不反對依法制國，但要以德治為主，以法製為輔，而「德」的內容千千萬萬，要從經義之中細心發掘，在現實之中靈活運用，這就是典籍的經世致用之功。
「以德治國」在歷代帝王之中往往被列為頭等綱要，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在帝王而言，立德無疑是首當其衝的事情——無論他是明君還是昏君，無論他是「德主刑輔」還是相反，這個「德」總是要立的。《貞觀政要·文史》記載唐太宗的一則故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這段是說：貞觀十一年，一位叫鄧隆的官員奏請把唐太宗的文章彙編成集。
想唐太宗一代英明領袖，自有無數的遠見卓識，而且他還很有文采，至少我個人感覺他的文章並不比「唐宋八大家」要差，所以，編一部《唐太宗文集》怎麼想都是一件好事。況且鄧隆這個提議，就算滿朝文武當中有些人不以為然，可誰又敢提反對意見呢？
出人意料的是，還真就有人提了反對意見，這個人就是唐太宗自己，他說：「我那些重要講話什麼的，如果真的很重要，如果其中真有一些有益於人的內容，史官自該記錄在案，也自然足以傳之不朽；如果有些內容純屬不循古訓、烏七八糟，就算辭藻再怎麼漂亮，一旦流傳下去也只會惹後人笑話。看看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隋煬帝，他們都有文集行世，可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哪一個不是沒折騰多久就把宗廟社稷給折騰完蛋了？所以說啊，當皇帝的要靠什麼，靠的是德行，重中之重的就是德行，區區文章又算得了什麼呢？」
唐太宗這番話，儒家可以說他深得儒家聖王「行不言之教」之理，道家也可以說他深得道家「無為」之法，法家也可以說他深得法家「不以術示人」之術，反正誰家都不提倡領導人多發議論。——要知道，這個立場很容易被人認為是道家的，其實儒家的「無為」思想並不弱於道家。比如在《論語》里，孔子有一次發感慨說自己不想再說話了，弟子們很是納悶兒，問老師：「您要是不說話了，我們的學費不是白交了么？」孔子回答：「老天不是也不說話么，四季照樣輪迴，萬物照樣生長。」 這問題後來蘇軾說得明白：「我讀《史記·孔子世家》，發現孔聖人說話很是循規蹈矩，言必稱先王，而再看他那幾個著名的學生，子路的勇武、子貢的口才、冉有的智慧，在當時天下都堪稱數一數二，可孔子卻不大喜歡他們，唯獨喜歡那個三腳踢不出一個屁的顏回，嗯，這是有深意的啊。」——這「深意」是什麼呢？蘇軾歸結說：「孔子的『道』是『平易正直』的，他這是預料到後世一定會有竊取他的學說而做不義之事的壞傢伙。如果自己說話又是高深莫測又是長篇大論，這是很容易讓後世的野心家鑽空子的。孔子這番良苦用心值得我們好好體會啊，想想我們自己吧，如果為文立論過於注重文辭，那就與聖人的主張背道而馳了啊。」 ——蘇軾這話的確發人深省，不過話說回來，蘇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是最沒有發言權的。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蘇軾的這層體會正可以解釋《貞觀政要》的這則軼聞：唐太宗此刻表現出來的似乎正是「平易正直」的一面，如果當真浩浩蕩蕩地搞一部文集出來，豈不是會讓蘇軾那樣的知識分子們偷偷笑話么？唐太宗把話說得坦白，還真不是假謙虛，就這樣，鄧隆的馬屁提案竟然未獲批准，貞觀年間的考研大軍這才算鬆了一口氣。
以儒家的眼光來看，唐太宗這番表態可以說是「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而有趣的是，歐陽修他們在修《新唐書》的時候還真就沒有收錄什麼皇帝的詔令，把「本紀」部分搞得很是簡潔，後來章學誠還為這事挑了一回大指，誇歐陽修他們深得《春秋》的筆削精髓，比司馬遷和班固做得都好。看來，領袖治國在德而不在文，這倒真是很多人的共識。可是，儒家翻來覆去念叨這個「德」字，而這個「德」到底包含哪些內容，這其實是相當含混的。舉個例子來說，司馬光曾經在給皇帝的上疏里具體談過這個問題，說君主之「德」包含三類內容，它們分別是：仁、明、武。
「仁」，近似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德」，強調一種教化型的政治作風；「明」意味著有明智的腦瓜，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武」並不是窮兵黷武的意思，而是說君主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當十個參謀官貢獻了十條意見的時候知道該選哪一個。——誰都知道這道理不錯，可這種說法卻怎麼看怎麼都像格鬥中的第一金科玉律：一定要打倒對手，一定不能被對手打倒。
現在一些問題就比較明確了：難道儒家的「德」就僅僅是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嗎？
——當然不是。
難道「德」就全是講教育、講感化嗎？
——當然也不是。
具體看看董仲舒，這樣一位官學泰斗，難道就只是在書齋裡邊悶著頭搞教學和著述嗎？
——當然更不是。
我們敘述的時間順序是從後向前的，就從老董的晚年說起好了。
不，不該稱呼「老董」，而該恭恭敬敬稱他一聲「董老」。話說董老辛辛苦苦一輩子，終於光榮離休了，可離休了也閑不下來，朝廷每有大事爭議不下的時候，就派張湯到董宅找董老來討主意。張湯其人我們前邊已經見過，是漢代風光一時的大法官，而大法官頻繁地去找大儒者討主意，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了。
主意討來討去，少說也討了好幾百回了，就連叫化子討飯都沒有這麼膩人的。董老給的主意雖然都是就事論事，可人們對這些意見回頭再一捉摸，發覺其中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於是，這些主意最後被彙集成書，一共收錄了二百多條——但這可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家學問書，而是一部法典，題目叫做《春秋決獄》。顧名思義，書的內容是以「春秋大義」來裁斷疑難案件的。
看，儒家大師貢獻法律判例。而更有甚者的是，有人認為《春秋》一書根本就是孔夫子的法律專著，比如明代黃正憲《春秋翼附》，作者的大哥在序言里就這麼說：「《春秋》，吾夫子刑書也。」
咱們想想，像錢鍾書、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學術水平絕對不在董仲舒之下，但是讓這兩位去參與判案和制訂法典，恐怕誰都會覺得荒誕吧？
那麼，董仲舒又是怎麼給大法官支招的呢？所謂《春秋決獄》，又是怎麼以《春秋》的內容來作判案依據的呢？咱們來看一個例子：
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之。甲當何論？
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guǒ）蠃（luǒ）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
詔：不當坐。
這段文字可以讓大家體會一下當時法律文書的行文風格。我們現代人學習傳統文化，大多都是去讀唐詩宋詞、駢散名文，卻對古代實用體裁的東西了解不多。而實際上，這種實用類的東西在當時可比詩詞歌賦重要太多了。作為意識形態根基的學術典籍自然就更重要了，要知道，詩詞歌賦多是抒發一些閒情逸緻，至多也就是發發憂國憂民的感慨，在名利之途上有時也能趕上以詩取士的好日子，而儒家典籍卻不一樣：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國，這才是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好了，我們現在來好好看看《春秋決獄》的這一小段到底在說什麼。
這一小段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問題，第二部分是董仲舒回答問題，這兩部分是主幹，最後第三部分是皇帝的簡單批示。
問題問的是：現在有這麼一個案子：某甲沒兒子，在路邊揀了個棄嬰，收養下來，叫做某乙。某乙長大成人之後，有一回犯了罪，殺了人，回家之後就把犯罪經過如實告訴了養父某甲。某甲知道事情不妙，就把養子某乙窩藏起來。現在案情都清楚了，我們為難的是，不知道該把某甲定什麼罪？
先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