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論語》與大學《春秋》
——「春秋三傳」和「春秋四傳」
——公羊學和榖梁學在皇家擂台上的正式比武
——作為實用政治學的儒學
我們已經大略看過了儒學於漢、唐兩代在政治運作中的實用意義，看來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審案的時候被援引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國家大政上發揮綱領性的指導作用。嗯，儒學並不像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什麼講做人、講倫理的哎——不是的，儒學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並不是像很多現代人認為的那樣主要體現在《論語》當中，而是體現在《春秋》里的。
錢穆曾經很清晰地梳理過這個脈絡：「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 ……此下魏晉南北朝以迄於隋唐，《春秋》列於經，仍非《論語》所能比。」後來直到宋朝，《論語》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則抬高《論語》超過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後，《春秋》又超過了《論語》，「只有最近幾十年，一般人意見，似乎較接近兩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論語》，而忽略了《春秋》。」
要說這「最近幾十年」，《春秋》也發出過不小的聲音——晚清時代公羊學獨勝，維新派拿它講變法，革命家拿它講「華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給人以埋頭訓詁之印象的楊樹達前輩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述》的自序當中倡明「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這幾條「春秋大義」在當時是實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們現在為坐標，這「最近幾十年」的特色則更是明顯——要知道，「《春秋》學」比「《論語》學」可複雜和深奧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斷層邊緣上的人們藉助於《論語》來給斷層搭橋顯然要比藉助於《春秋》容易得多。不過悲觀地說，現在再怎麼熟讀《論語》和《春秋》，乃至其他種種儒家經典，都不會恢複當年的風光了——看看人家漢朝，儒者之學居然切切實實地施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當中，影響著內政與外交，掌握著生殺大權，真是威風八面啊。
漢代的儒家政治傳統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學非常刻苦，「目不窺園」這個成語就是從他這兒來的。董仲舒是當時治公羊學首屈一指的專家——所謂「治公羊學的專家」，也就是研究《公羊傳》的專家。在當時，因為《春秋經》號稱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據說孔子他老人家還曾親口說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更顯得《春秋經》意義之無比重大。而如果說《春秋經》是一部權威教材，那麼，為《春秋經》編寫教輔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這裡，《春秋》作為教材被稱為「經」，那些教輔則被稱為「傳」。這個「傳」，一說是「轉」的意思，當「轉授」解；一說原本是取「傳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後學「傳授」聖人整理出來的「經」——按照後一種意思，「傳」本來很可能是讀作「」的， 名人的「傳記」也本該讀作「記」的，可你要真這麼讀，別人就該笑話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經》的「藏」原本該讀作「g」，唐三藏的「藏」也該讀「g」一樣，本來取的都是「收藏」的意思。
還是從俗好了。我們一直都說「《春秋》三傳」，就是《春秋經》加上《左傳》、《公羊傳》、《榖梁傳》，是謂「一經三傳」。《春秋經》據說是孔子根據魯國國史親手編訂的，其意義正如孟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只搞古籍整理，卻從來不去原創，所以，《春秋經》作為他老人家惟一的一部「作品」，地位自然無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說：「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這是兩千年來很主流的一種觀點。但此事是否可靠，後人聚訟紛紜，我這裡就不細表了。
《公羊傳》和《榖梁傳》據說原本都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親傳，又傳授給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後分別一代代口傳心授，到漢初才形成文字，就是《公羊傳》和《榖梁傳》——這裡邊有沒有貓膩，專家們也是一大堆意見，但我們先不去理會，就當這說法是真的好了。不過，即便承認此說為真，可這麼長篇大論的東西被幾代人口頭傳承下來是否已經多多少少走了樣，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至於《左傳》，號稱左丘明所著，而這位左丘明據說還和孔子同時，甚至兩人還有過交往，所以他對孔子時的史料知之甚詳，對孔子作《春秋》的意圖也領會得最深。至於這些說法是否屬實，古往今來的專家們作過數不清的考證——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經三傳」注釋本的前言里都能了解到，況且這也不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所以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這「一經三傳」，其實原本該說「《春秋》五傳」的，那另外兩傳是《鄒氏傳》和《夾氏傳》 ，可惜都失傳了。不過，韓愈有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很讓後人納悶了一番：難道他那時候還能湊齊「《春秋》五傳」嗎？
後來，繼續為《春秋經》作傳的大有其人 ，但名聲能和「《春秋》三傳」媲美的卻只有一部，這就是南宋大儒胡安國寫的《春秋傳》（也可以稱之為《胡氏傳》或《康侯傳》，胡安國字康侯），這部《春秋胡氏傳》在元、明兩代影響很大，甚至和那「三傳」一同被列為「《春秋》四傳」。 更有甚者，胡安國這部書還曾被官方獨尊，儼然踞於「三傳」之上，甚或高踞於《春秋經》之上。 當然，學術的榮辱升廢無不是和政治有關的，胡安國這部書重點就在「尊王攘夷」和「復仇大義」上邊，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應時激憤之語，乃至清人尤侗批評說：胡安國一門心思撲在復仇上，曲解經文來附會己意，他這部《春秋胡氏傳》完全可以說是一本新書，和原本的《春秋經》沒有一點兒關係。
明代姜寶為徐浦《春秋四傳私考》作序，把這「四傳」的關係作過一個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傳》負責「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公羊傳》和《榖梁傳》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胡氏傳》則把大傢伙兒的工作給統一調理起來，以成就一個大豐收的年景。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請廢除科舉考試中的脫經題，據毛奇齡說：「於是三百年來專取《胡傳》閱卷之陋習為之稍輕」， 這也可見胡安國的《春秋傳》曾經專擅科場三百年之久！不過，胡安國的這部《春秋傳》現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論它再怎麼出色，也確實沒能一勞永逸地附列於「三傳」之下，就好像趙雲的加入始終沒成為「桃園四結義」一樣。
清朝貶斥《春秋胡氏傳》也是順理成章的，那個恐怖的年頭哪裡還能再談什麼「尊王攘夷」呢，這正是統治者最大的忌諱呀。於是，「四傳」又變回了「三傳」。
在這「三傳」當中，現在大家都比較清楚《左傳》是怎麼回事，不大熟悉《公羊傳》和《榖梁傳》，其實在最初的漢朝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大家不大重視《左傳》，覺得《左傳》雖然內容非常豐富，文學性也很強，但說到底無非就是一本史書，僅僅記載歷史而已，而《公羊傳》和《榖梁傳》可大為不同，這兩部書是著重闡發孔聖人《春秋經》裡邊的「微言大義」的，所以應該歸入意識形態領域，歸入政治哲學類。——如果你是位現代社會的圖書館管理員，會把「《春秋》三傳」分到一類，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國古典哲學」類，也可以分在「中國歷史」類，但你如果是位漢朝的圖書館管理員，就應該把這四部書分開來放：《春秋經》和《公羊傳》、《榖梁傳》要歸入「馬恩列斯毛」，《左傳》要單獨歸入「歷史」類。當然，我說的這只是總體情況，在細節上還是有一些變化的。
「公羊學」是最早成為官學的，興於董仲舒，立於漢武帝。漢武帝的時代，正是漢代官學「破舊立新」的時代，哪家學術如果被立為官學，日後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於是，正如權力是專制政治這個「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一樣，學術地位也變成了官學「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以後會發生什麼也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競爭，漢武帝還算公平，給大家設了一個擂台，讓各大學派的掌門人公開過招，漢武帝親自來當裁判。——這個裁判意義重大，開了風氣之先，要知道，後世著名的石渠閣擂台和白虎觀擂台也都是由皇帝來為學術爭議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一個問題：難道皇帝的學術水平還能高過在擂台上過招的那些學術專家嗎，這些人可都是全國範圍內最頂尖的高手哎！
但這時候高手不高手的看來並不重要，權力永遠要凌駕於學術之上：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