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秦檜是不是大漢奸，甚至，秦檜是不是一位愛國志士，這好像一直都不是問題，可這兩年卻變成了一個熱點問題，參加辯論的人們很少有在發過三個回帖之後還能保持理智的。可翻翻舊書，咦，這卻是個老問題了。
早在1935年，周作人寫了一篇《岳飛與秦檜》，發表在3月21號的《華北日報》上，內容是聲援呂思勉的。起因是，呂思勉寫了一部《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被國民黨政府嚴令查禁。——單聽這個消息，大家肯定都會為呂思勉鳴不平，想想那年頭的國民黨政府真沒少查禁進步言論，甚至還派特務暗殺持異見的知識分子，這回肯定又沒幹什麼好事。可是，先別急者下結論，看完周作人的文章再說：
報載十三日南京通訊，最近南京市政府呈請教育部通令查禁呂思勉著《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因其第三編近古史下，持論大反常理，詆岳飛而推崇秦檜也。如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戰中有云：
「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用之，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其結果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又云：
「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云云。
以上所說與群眾的定論比較的確有點「矯奇立異」，有人聽了要不喜歡，原是當然的。鄙人也不免覺得他筆鋒稍帶情感，在字句上不無可商酌之處，至於意思卻並不全錯，至少也多有根據……
周作人的語氣似乎過於溫和了，他雖然搶先點了點呂思勉的錯誤，可這錯誤也無非是「筆鋒稍帶情感，在字句上不無可商酌之處」，這不過是個幌子，真正的重心是在後半句——「意思卻並不全錯」，詞鋒雖冷，實際是說「意思基本上都是對的」，至於那句「至少也多有根據」則很容易讓人想到：如果不「至少」的話，那豈不是「很有根據」？
隨即，周作人便引述歷史文獻以論證之，鑿實呂思勉的「至少也多有根據」，其中引到朱熹的話，頗有分量（朱熹畢竟既是聖人，又是那段歷史的部分親歷者，為人為學更以氣節聞名），繼而點明岳飛之所以成為國人心中的岳飛，道理卻在他處：
「……秦檜見虜人有厭兵意，歸來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後當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熊逸按：這是朱熹的話，原文較長，只引一句。）可見在朱子當時，大家對於岳飛秦檜也就是這樣的意見，我們如舉朱子來作代表，似乎沒有什麼毛病吧。至於現今崇拜岳飛唾罵秦檜的風氣我想還是受了《精忠岳傳》的影響，正與民間對於桃園三義的關公與水泊英雄的武二哥的尊敬有點情形相同。我們如根據現在的感情要去禁止呂思勉的書，對於與他同樣的意見如上邊所列朱子的語錄也非先加以檢討不可。還有一層，和與戰是對立的，假如主和的秦檜是壞人，那麼主戰的韓侘胄必該是好人了，而世上罵秦檜也罵韓侘胄，這是非曲直又怎麼講？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五雲……
後文就不引了，周作人這些話里，「假如主和的秦檜是壞人，那麼主戰的韓侘胄必該是好人了」這一句一望便知是強詞奪理，至於其他，據我所知的是，朱熹確曾是褒秦檜而貶岳飛的，這可真給後人出了大難題了，比如清代龔煒對此就忿忿不平，說朱聖人誇過施全，而既然誇施全，自然就等於在罵秦檜，自然也等於是深惜岳飛，至於為什麼朱聖人誇秦檜很有骨力，要麼就是朱熹在說反話，要麼就是這話有什麼特定背景，而大家都理解錯了。 亂紛紛的話一直很多，就連王夫之這樣的大家竟也對岳飛不以為然， 另如尤侗《看鑒偶評》，毛奇齡《重刻楊椒山集序》等等，多有議論。
現代人評論岳飛，常常惋惜他的「愚忠」，其實若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岳飛還算不得一個忠臣——比如，單是「岳家軍」這個名字的存在就分明說明他目無君主。岳飛的結局在「岳家軍」這個稱呼剛一流行的時候應該就已經註定了：只要在專制時代，凡是「某家軍」必遭統治者的大忌。這世上只能有趙家軍或者宋軍，哪能有什麼岳家軍呢？可這事也得怪宋朝皇帝：岳飛軍隊的正式番號先後是「神武右副軍」、「神武副軍」、「神武后軍」、「後護軍」，名字都太拗口，老百姓記這些哪有記岳家軍、韓家軍容易！（這就提出了一個管理技術的問題。）
可老百姓也很健忘：僅僅在岳飛身後五十多年，陸遊寫詩「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句子底下自己作了個注釋：「『岳家軍』這個詞，大概是宋高宗紹興初年的話。」（岳家軍，蓋紹興初語。）——陸遊這「大概」兩個字，真不知讓人說什麼才好。
好啦，這件事就簡單談到這兒吧，誰是誰非我也沒法判斷，想想歷史這東西呀，一百年來的事情尚且疑雲密布，何況千年前的往事？至於說紮實地回溯到宋代史料，在窮盡所有資料之後再作出冷靜的判斷，這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