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離開大白之戰，來說說一個頗富傳奇色彩的活佛故事了。
說他，我們又得把日曆翻回到民國七年的川藏戰事。
諾那活佛系統，原是昌都西北類烏齊三十九族地區昌奇寺管家。諾那活佛的前世，對藏傳佛教寧瑪派教義深有研究，在該地區的信眾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賜以呼圖克圖封號。
「呼圖克圖」，清朝授予蒙、藏地區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呼圖克」為蒙語音譯，其意為「壽」，「圖」為「有」，合為「有壽之人」，即長生不老之意。原是藏語「朱古」之蒙語音譯，意為「化身」，即漢語俗稱中的「活佛」。凡冊封「呼圖克圖」者，其名冊皆載於理藩院檔案中，其下一輩轉世，由清廷加以認定。
我未查到過資料，說這一位諾那活佛是這一系統的第幾世活佛。史料只說諾那因封號得自清廷，「對漢軍頗有好感」。這好感可不一般，民國七年駐昌都邊軍彭日升與藏軍開戰時，諾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漢軍一邊，幫助彭日升所率邊軍攻擊藏軍。戰爭結果我們知道是邊軍完敗。邊軍統領彭日升兵敗被俘，被押往拉薩投入監牢，據說後來病死牢中。助戰的諾那自然也沒有好結果，他同樣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薩，關入監牢。那時，西藏地方吏治腐敗，只要大施賄賂，幾乎沒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諾那也深知這一點，通過對獄卒重行賄賂，得以潛出監獄。他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內久留，便一直往尼泊爾去了。到了尼泊爾，因王室成員都信奉藏傳佛教，並不為難於他。許多藏傳佛教高僧都涉獵醫術，諾那活佛也不例外。他到尼泊爾時，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經他問病施藥併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癒，王室對他更是優禮有加。而諾那最終的目標是要逃往中國內地，尼泊爾國王便厚贈川資，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國內地。
不久後，諾那到達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時期。他面見段，遊說他派兵經邊，收復民國七年邊軍戰敗後的失地。但段正忙於應付內地軍閥間的爭戰，無暇他顧，諾那隻好留在京城中講經說法。在此期間，四川軍閥劉湘的駐京代表李公度也成為他的信眾。李邀他前往重慶。諾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許劉湘這樣的四川實力派可以助他，便應邀去到重慶。到了重慶，劉湘並無經邊的打算。諾那失望之餘，便於1927年，轉道前往已是蔣介石做了領袖的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諾那廣收信眾，講經說法，影響日眾。
那時，在南京的蒙藏委員會，有一個年輕的藏族人格桑澤仁任蒙藏委員會委員。
格桑澤仁是巴塘人，是康區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人。趙爾豐改土歸流後在巴塘開辦初等小學，格桑澤仁成為這所小學的第一期學生。辛亥後轉入外國教會在巴塘辦的華西小學，1917年到昆明上中學。後來，國民政府決定開發西康，在康定新設西康屯墾使署。為網羅培養人才，屯墾使長官劉禹九在當地開辦陸軍軍官學校。1924年，格桑澤仁考入這所學校就讀，並因通曉漢藏雙語被任命為屯墾使署宣慰員。後又分別為九世班禪和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工作。再後又轉往南京，因他平時留心時事，對康藏時局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而為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長戴傳賢所賞識，舉薦他到國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併兼《蒙藏時報》社副社長，其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格桑澤仁在任期間，主張多培養康區藏族青年，參與地方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受他影響，巴塘、康定等地許多有文化基礎的康區青年到南京任職和求學。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澤仁周圍，成立了「藏族青年勵進會」。格桑澤仁自任會長，意圖還是為將來改變家鄉，建設家鄉儲備人才。
諾那活佛到了南京，兩人同為藏族，又都傾向於中央政府，自然過從甚密。有材料說，格桑澤仁「在各方面為諾那揄揚」，一是說他教法高深，一是說他傾心中央，在類烏齊時，助戰邊軍的舊事。這樣的高僧自然受到國民政府的重視，考試院長戴傳賢親自接見諾那。戴傳賢自己是虔誠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為政府高官，更關心西康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情況。戴傳賢的種種詢問，諾那無不給以很好的答覆。這使戴傳賢深感滿意，認為將來國民政府開拓康區，諾那也是格桑澤仁一樣不可多得的人才，也薦舉他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並批准他在南京設立「西康諾那呼圖克圖辦事處」，由李公烈擔任辦事處長。李公烈是最初將諾那引薦給劉湘的李公度之弟。諾那為了增加同康藏地區的聯繫，又在康定設立「諾那呼圖克圖駐康定辦事處」。任命原類烏齊三十九族頭人邛布彭措為主人。我讀到過一些回憶材料，好些那時進出康定的人士，都見過此人。這個彭措也叫那麥彭措。民國七年後，他率族人助彭日升邊軍攻擊藏軍。戰敗被俘後，他被藏軍施以刖鼻之刑。以後有家難歸，長期流落在康定一帶。「那麥」，在藏語中，就是沒有的意思。他沒有什麼？沒有鼻子。這回，他出任諾那的辦事處長，算是又拾回了過去做部落頭人時的部分榮光。
日本人步步進逼前，西南地面為整個國家的後方，康區則是這個後方更縱深的後方，其局面的安定比任何時候都更顯重要。國民政府中一些有識之士，有「先定川康，後圖西藏」的戰略設想，同時，中央政府也忌憚這一地區完全處於劉文輝這樣的地方實力派控制之下，一直在尋機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戰的時機，委派格桑澤仁為國民政府參議，再派他以西康黨務特派員身份，帶領部分在南京學習工作的康區青年回到家鄉，蔣的意圖要他在康區建立國民黨組織，在劉文輝的地盤上，培養一股異己的力量。格桑澤仁回到巴塘，見劉文輝駐康區部隊，大部陷於甘孜爐霍一帶與藏軍的戰事之中，又值康定兵變，馬旅長被變兵槍殺，便聯絡當地實力派，提繳駐巴塘守軍兩個連槍械，成立西康省防軍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書黃子冀為巴安縣長。同時公布五條政綱：一、實行地方自治；二、力圖民族平等；三、廢除烏拉差役；四、改進耕牧技術；五、發展文教事業。這是藏族歷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與世界大勢相契合的先進且有系統性的政治主張與施政構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圖有所變革，曾派出幾位留學生去英國留學，那些人學成歸來，卻未曾在西藏社會產生影響。倒是那個派去監護這幾位留學生的官員龍夏，曾經希圖在促進西藏社會變革方面有所作為，結果卻是觸怒保守派下獄，並被剜去雙眼。這是一個血腥的警告，不準睜開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不載格桑澤仁在巴塘的激烈舉措，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那裡引起了怎樣的反應，倒是他所造成的這個事變，被藏軍視為一個良機。當時，唐柯三正在調處大白之戰，川藏軍在川藏大道北線甘孜爐霍一線陷於對峙局面。這時，駐川藏大道南線上的要點巴塘的武裝，不再是劉文輝的部隊，而是格桑澤仁的旗號，自然不在唐柯三調處範圍之內。藏軍隨即向巴塘發動進攻。藏軍進攻前，經格桑澤仁說服共同舉事的貢嗄寺武裝叛投藏軍。藏軍圍攻巴塘三個月，格桑澤仁力量單薄，無力再戰，遂以請求援兵的名義，潛出巴塘，經雲南轉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藉以實現這個理想的手段，卻倉促草率，未經實際施行，便告煙消雲散。
1946年，此後再無大作為的格桑澤仁於憂鬱寂寞中，病逝於四川青城山。
那個時代，真是康區的多事之秋！
大白戰事未了，中間出了一個格桑澤仁領導的「巴塘事變」。
大白戰事剛了，善後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項尚未結，長征中的紅軍又逼近了康區。
為阻擋紅軍，國民黨中央軍十六軍進駐康定，國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設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諾那活佛為宣慰使。這自然是出於兩個目的。一、如紅軍經過這一地區，可以借諾那的威望動員地方武裝抵抗；二、趁機在劉文輝這個地方軍閥的地盤上楔入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設秘書、宣慰、總務和地方武裝四組。各組分設組長一名，組員若干。曾追隨格桑澤仁在巴塘與藏軍戰鬥的西藏商人邦達多吉為宣慰組長和地方武裝組長，由湖北人韓大載任秘書長。
1935年4月，諾那從南京往四川。到重慶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重慶別動總隊派別動第一大隊部指導員江安西及中隊長何樹屏率一個中隊八十餘人，隨諾那進駐西康。江安西是巴塘人氏，在巴塘教會學校受過教育，同時被任命為宣慰使公署的藏文秘書。四川軍閥劉湘因與諾那有多年的供施關係，加上和劉文輝鬥爭的需要，也調撥了兩個連的兵力，編為宣慰使公署特務大隊，任命曾在其軍隊中任過旅長的秦偉琪為大隊長，隨諾那入康。
1935年6月，諾那由成都啟程，以煊赫的儀仗高調入康。史料載他「乘坐八抬黃轎，前後華蓋寶傘」。
諾那入康後，劉文輝對他也以禮相待。
8月，宣慰使公署廣招在康區擁有實力的地方僧俗首領到康定參加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