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了1932年，藏軍依然拒不後退，唐柯三致電蒙藏委員會：「藏情狡猾，若知國內近況，野心益肆，決無和解可能。」
劉文輝也致電中央政府：「藏情忽變強硬，瓊讓致唐委員函，謂：『漢藏邊界，應以瀘定橋為限，讓步亦當劃至泰寧為限』。」
十年後，蒙藏委員會在西藏設立辦事處，第一任處長孔慶宗在拉薩多年，深諳西藏情形，他也發表過探討大白之戰的文章，其主要觀點就是說，民國年間，藏軍越過川藏傳統邊界，積極東向，乃是西藏方面彼時就已有了「大西藏」意識。與今日不同者，那時是積極行動，現時則是用於國際宣傳的主張。這是後話。只說那時唐柯三對調處前途深感絕望：「柯三腦疾甚劇，延醫調治已逾二周，毫未收效。康案仍難負責，萬懇照準回京就醫。」不得回覆，便乾脆報告：「擬於刪（15）日赴成都就醫。」
15日到了，唐柯三並未起行，人還在康定。
而且，遇到大事情——兵變！還差點丟了性命。
他當日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事變經過：
「陰。余自去歲由省來爐城，及此次入關，均下榻於將軍橋佟家鍋莊樓上。午後七時，馬旅長、龍主席、程處長、陳委員、楊顧問諸君，同來余寓挽留，力勸暫緩入省。談至九時，猶未散去。忽有馬部下巡查隊兵士一人，氣勢洶洶，登樓入室，大聲向馬報告，謂查街時被二十九團留守兵奪去手槍一支，特來請示辦法。馬命往報王參謀長，此兵竟不去。馬又重言申明，詎該兵甫退出門外，忽聞樓下槍聲大起。余猶認為二十九團兵士來此尋釁，與彼等衝突也。急往室外右側暫避，馬亦聞聲離座，隨余出室。斯時突有一兵奔至，開槍射擊，其彈掠余面而過，熱炙肌膚，葯氣刺鼻。在此間不容髮之際，余急倒卧於地，繼又飛一彈來，幸稍高，穿透木壁。第三彈擊馬倒地。聞變兵大呼打了打了，紛紛下樓，在院中放槍一排而去。余俟變兵去後，起而視馬，見其卧地不動。時則槍聲四起，余以樓上非安全地，急下樓，避往後門外。約經二三小時，四面槍聲漸稀，登樓視馬，已氣絕矣。審視之，則一彈自腰入，並未透出。其護兵一名，亦被擊斃樓梯下。變兵有來余寓者，約二十餘人，戕馬後，遂結夥搶劫旅部、造幣廠、縣署，並打劫監獄。中橋一帶之小商店，亦搶掠數十家。幸在深夜，百姓無受傷者。變兵飽掠後，分向關外東、北兩路逃竄。當即差人往請王參謀長前來商議，飛電劉主席請兵，並催王團長速速來爐以資震懾。至馬旅長屍體，則差人抬往旅部。此次變亂，幸叛兵首領並無大志，腰纏既滿，分途逃竄。如果盤踞爐城，則為禍更不堪設想。事後查悉所有馬部下之工兵、機關槍二連及新兵護兵，約三百人全體嘩變。其巡查隊之捏報二十九團兵士奪槍，實欲藉此事誑馬回寓，擊之於途中。嗣見馬無去意，遂不得不在余處發難也。」
事後追究兵變起因，是馬驌旅長長期剋扣兵餉，導致所部士兵不滿，加之時在農曆新年間，士兵請餉不得，才有此暴力之舉。馬旅長也因此死於非命。
尚停留在甘孜的劉贊廷報告：藏軍方面在此時正向前方增兵，似乎要發起新的進攻。
事不得已，唐柯三便留在康定擔負起維持局面穩定的責任。
18日，唐柯三日記載：「王團長到爐城，帶來兵士無多。聞劉主席已電令駐邛之餘如海旅長率兵星夜來爐震懾。」日記中還記一筆天氣，「午後雪」，想必也是記自己蕭索的心情吧。
「二十六日，陰。余如海旅長率兵五連到爐城，夜間來寓晤談。余君甚精幹，足負川邊責任。」
3月4日，調處無果的唐柯三終於啟程離開康定，「晴。午前九時啟行，各機關、法團、學校均送於葉園子。六十里至瓦斯溝宿，天氣頗寒」。
12日到達名山縣，13日從此處坐上汽車，一天到達成都。
唐並沒有急於回南京復命，在成都走親訪友之餘，還上峨眉山玩了一趟。也許是下了高原，也許沒有大白事件再煩擾於心，此後日記也不見他說頭痛病了。這樣直到5月20日才回到南京，這時距他前去甘孜已經「十有四月矣」。
這時蒙藏委員會已換了新領導叫石青陽。第二天，「謁石委員長，詳陳辦理甘案前後經過」。
「三十日，晴。謁行政院汪院長。適值開國務會議，汪公囑余列席，報告甘案經過。因時間所限，僅作簡明之陳述而已。」到此，唐柯三《赴康日記》終篇，其不成功的調處使命也告完結。
而一年多的調處，唐柯三這位特使甚至連藏方談判代表的面都沒有見過。
調處一年多的唯一結果，那就是無論國民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上的劉文輝都意識到，中央與西藏關係，或者川藏關係，一味求和並不是解決之道，特別是國家多事之秋，更要宣示實力，以槍炮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