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傳霖征瞻對，又收德格，雄心勃勃，風頭正健。便引起同為一方大員的成都將軍恭壽的不滿。成都將軍一職，是因為川屬土司地面向來多事，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土司之戰後專門設置。其職責明文規定：成都將軍不管內地州縣營汛，專門負責川屬各族土司，尤其是川屬藏區各土司軍政事務。成都將軍設置以來，都由滿、蒙大員擔任。但清廷貴族集團，統治癒久，腐敗愈深。以致後來出任成都將軍的滿、蒙貴族，越來越名不副實，不能勝任其實際職權。琦善之後，瞻對或川屬土司地面有事，都是由四川總督劉秉璋、丁寶楨、駱秉章和鹿傳霖等出面主持。總督們處理藏區事務時，有時與成都將軍通通聲氣，有時便索性自行處理，只在上奏時署上成都將軍的名銜，這差不多已成慣例。那些成都將軍住在成都滿城之中，吃喝玩樂，也自樂得清閑。
可是，鹿傳霖揮兵瞻對，大獲全勝，風頭正旺，使得時任成都將軍的恭壽越來越不滿意。查騫所著《邊藏風土記》載：「時成都將軍恭壽庸且懦，鹿傳霖藐之。此次夷務改流諸大計，鹿未嘗籌商恭壽同一會銜。恭壽意不解，幕僚咸不平。」
這是說，鹿傳霖看不起恭壽，上奏在瞻對德格等地改土歸流的設想時，並未與恭壽協商，卻署上了他的名銜。恭壽不舒服，他手下的幕僚幫閑們更不高興。
尤其在得知清廷同意德格改流後，恭壽便發作了，責怪鹿傳霖「何以事前並不商知，竟將奴才銜名列入折內，事後始行移知，從來無此辦法」。自己也向清廷上了一道《密陳德格改流川邊動折》。其實是封告狀信。說「張繼急於邀功」，鹿傳霖「不查虛實」，並因此明確反對改土歸流，「各路土司聞之，難免不疑慮生心，潛萌異志，利未必得而害恐滋甚」。
一向怠惰的恭壽，身為成都將軍，瞻對一境動蕩多年，未見他有什麼動作，這回卻積極起來，連上奏摺，控告鹿傳霖對德格土司家族紛爭處置失當。
駐藏大臣文海也站在了恭壽一邊，上奏說，「鹿傳霖飭令將該土司母子解省審辦，道路傳聞，莫不駭異，以致各土司皆有不安之象」。
鹿傳霖抱負宏大，建功心切，舉措上可能真有失當之處。但從川藏長遠安定穩固著眼，他的做法順應大勢，無疑是符合歷史前進規律的正確之舉。
變，各土司失去世襲數百年的尊貴地位與土地人民，自然要感到「不安」。又豈止是感到「不安」！
不變，有清一代，從盛世到衰微，兩百多年間，各土司地面又何嘗安靜過一天。如果不變就能求得安定，也就沒有這本書中老套故事一再重演了。
變，「不安」後尚可期待社會進步，長治久安。
不變，無非陳陳相因，繼續那些剿撫的老故事，一任土司地面自外於日新月異的世界大勢之外，整個世界步向文明，而土司屬民仍在蒙昧窮困之中，民何以堪，情何以堪！
清廷通過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雖稍有振作，但終究還是以皇家一族之私，面對任何改革的要求，都瞻前顧後，權衡再三，這也是「大局」。為了這個大局，還是反對變革的保守聲音更對上面的胃口，更容易在中央引起共鳴。恭壽與文海之流幾道奏摺下來，光緒二十三年九月，進剿瞻對勝利後一年，清廷下旨將鹿傳霖革去總督職務，召回京城。不只收瞻對歸川的計畫被中止，在德格、章谷、朱倭三土司地面改土歸流的設想也化為泡影。
同年十一月，清廷下旨：「前據達賴喇嘛在理藩院呈請賞還地方，並覽該署督經次所奏各節，是該番官並無叛逆情事，尚屬可信。朝廷軫念番僧，豈肯以跡近疑似，遽議收回其地，所有三瞻對地方，仍著一律賞給達賴喇嘛收受。」
鹿傳霖不但被罷官，連征剿瞻對都成錯誤了——「該番官並無叛逆情事」，自然是師出無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對，數這次最乾淨利落。大獲全勝的原因也很簡單，經過洋務運動，清軍有了一些現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戰中最厲害的，就是炸藥。但最順利漂亮的戰事，卻導致最荒唐的結果。
公元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失敗。
一個曾經盛極一時的王朝，一步步走向覆滅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