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我們不了解我們所目睹的革命；長久以來，我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事件。我們錯了：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經歷過這個世界時代的那幾代人真是倒霉！
——約瑟夫·德·邁斯特
時間是一面哈哈鏡。20世紀四五十年代看似已過去很久了，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一部分。而那幾十年中的知識分子來自另一個法國。他們老於世故，那是因為他們成長於一個地方性的、內向的、在兩次大戰及其之後的時間中塑形的文化，並且對此做出回應。巴黎左岸的小世界代表了一個拉馬德隆（la Madelon）和科洛徹米爾勒（erle）的法國，而這個法國將要轉型成幾乎難以辨識的樣子，它踩著某種步調，朝著某個方向走，它將超越大多數知識精英的理解範圍。法國知識分子的「榮耀30年」 ，橫跨1945年到1975年，他們沉浸於民族和世界的崇拜和效法的光暈當中；但是這一代人的領軍人物都出生於自德雷福斯事件至「一戰」爆發的時期，他們所代表的文化，他們所關注的事情和假定，即便在他們仍處於其公共職業生涯的聚光燈下時，就已經開始黯然失色。當我們回想過去，薩特、穆尼埃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仍然代表了舊的法國文明的興旺晚年，而他們的繼承者還有追隨者們就只是一個封灶的灼熱余火罷了。
此外，東歐的革命和蘇聯的解體還移走和破壞了戰後歐洲餘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要支柱之一。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仍然有可能與四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同路人展開互動，穿越幾十年向他們喊話，提醒他們有關曾經判斷失當的承諾，在蘇維埃陣營持續地鎮壓異見和反對者之際，明顯地為之粉飾太平。自1989年的事件以來，這樣的論爭似乎顯得多餘，甚至有些考慮欠妥。如今誰還認真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承諾當回事，將其視為最謙遜的烏托邦未來的保證？但是這裡，同樣，加速的歷史成了知識分子穿越時空的障礙：在法國會比在其他地方表現得更為明顯，確實直到最近，人們才開始對這樣的承諾和保證失去興趣。革命的神話，1917年的道德影響力，在巴黎依然存在和鮮活，不僅是在1956年和1968年，1981年亦如是。
因而，將本書中所討論的事件和人物看作一段歷史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不僅是在明顯和體面的意義上它們部分構成了我們的過去，而且，它們也代表了我們身後那些美好和真實的東西。戰後那些年有著與眾不同的大背景。《摩登時代》所推行的知識分子壟斷是絕無僅有的，它的競爭者（《舟》《諾亞方舟》《人的土地》以及許多其他的雜誌）就此衰落；《精神》在天主教知識分子圈以及其他圈子中的特殊立場，曾使其獲得了數以萬計的銷量，而現今它已然難以為繼。作為英雄的知識分子是一種瀕臨滅絕的物種，沒什麼會比拒斥戰後法國知識分子的經歷更加容易的了；後者被埋進了一堆馬後炮當中，高高地同道德義憤堆在一起。如今，幾乎很少有人會否認埃利奧·維托里尼的主張（寫於1958年），在1944年至1956年間，所有的法國知識分子至少都生活在並寫下過一個謊言（之中）。 但是，有人會說，此一時彼一時。從瓦茨拉夫·哈維爾那裡，我們獲得了線索，我們「活在真理之中」。又有人說，事情已經不一樣了；我們曾是盲目的，而現在我們都能看見了。過去是另一個國度，並且他們有他們的行事方式。
事情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法國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並且這樣的說法也不再是法國思想的文化包袱的一部分。在法國內部，國家繼續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只是現如今，我們常常能聽到有關實踐的智慧和對如此行事的國家的合理性的懷疑。 相伴而來的，是以往同強大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的政治思想的衰落，而強大的國家本身也隨著政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無所不包的國家（state-as-provider）的概念傳統的沒落而得到了削弱。法國共產黨衰敗的悲喜劇有著嚴重的但絕非只表現於選舉結果的後果，它破壞了權威（政治的或者意識形態的）對於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並更進一步強化了後者對宏觀上的大理論以及微觀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厭惡。
即便知識分子延續了他們的信仰，他們也很難被逼迫著同其進行交流。政治媒體的領導地位急劇下降，發行的報刊數穩步下滑；在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頒布以後，巴黎的日報數達到了90種之多；到了1946年，其數量變成了32種。密特朗時期的第一年，僅剩下了19種。 知識分子圈的「小發行量」雜誌繼續起起落落；出於某種強烈的情感而等待最新一期的《摩登時代》或者《原樣》（Tel quel）的情況不會再發生了。至於讓-埃德恩·阿利耶（Jean-Edern Hallier）和貝爾納·亨利·列維先生們想要為那些穿著考究的思想階級打造高品質雜誌的嘗試，受制於其戰後前輩的一些缺陷——自負、唯我和對知識分子潮流的絕對服從——卻缺少前者所具備的大多數美德。電視也許給了當代知識分子更多的曝光率，但同時也對他們造成了損害，這使得文人向更多的受眾暴露其自身的缺點和限制，而他們的聲譽或許原本只有在更小的圈子裡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力。我們尚不清楚早幾十年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命運將會如何，目前這些人的出場往往被「省略號」所代替。當他們的公共曝光被嚴格限定在一個蒙巴納斯或者聖日爾曼的咖啡座上的短暫出現時，在咖啡杯中、紙面上和香煙的煙霧中，他們的地位就能很好地得到確保。1986年的學生一代以科盧什（Coluche）和雷諾（Renaud）為崇拜的對象，知識分子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
況且，我們將知識分子看作是某種永恆的實體，羅丹的思想者對於現代法國史有其（他或者她）自己的理解，永遠處於變化之中，卻又永遠一成不變。五六十年代，為大多數知識分子所忽略的同一種轉型，也影響了他們自身的共同體的構成，後者或許還是首要的。這一事件已被當事人反覆提及，因而這裡沒有必要贅述。 然而，需要予以強調的是，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是如何使得大學教師重新獲得了某種哲學家和小說家在1930年至1970年失掉的地位的。儘管今天仍然存在一些著名的主要以新聞業和出版書籍為生的知識分子，但社會科學的崛起和教育領域第三產業的擴張已使得教授們在公共生活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因而，他們就以專家的身份進入了知識分子競技場，他們甚至可以就超出他們專業範圍領域的問題，通常是在《評論》（entaire）或者《爭鳴》雜誌上，自由地表達對事件的看法。這就鼓勵了某種程度的謙遜和小心翼翼，它衍生於典型的文人相輕的氛圍，因為最難說服的，往往不是世人，而是其同儕。這同樣也能夠解釋像皮埃爾·維達爾-納凱、安妮·克里格爾甚至是皮埃爾·布迪厄這樣的人，對以更加傳統的方式「介入」的雷吉斯·德佈雷、貝爾納·亨利·列維以及他們的思想親緣者的反應。雖然前者也會藉助各種媒介出版書籍並拋頭露面，但是他們的聲譽（以及他們最初的地位）仍然堅固地紮根於一個學術領域，有其相應的規則和材料。而後者卻並不會受到這樣的限制，他們隨意地、業餘地遊走於歷史、哲學、美學或社會理論之間；與前者相比，他們的觀點常常是膚淺和自命不凡的。
這標識了與之前數十年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常常一知半解，往往懈怠和懵懂的馬爾羅、加繆、薩特、穆尼埃及其同輩人，從未引起過如此的責難。套用那個時期的陳詞濫調，這些「思想大師」以及他們對正義、暴力、文學、資本主義、倫理及其他問題的思考之所以有其分量，僅僅是因為這出自他們之口。同國家一樣，法國知識分子生活中的主要角色是權威和合法性的天然來源；隨著無所不包的國家的衰落，作為其分身的知識分子也就此隕落了。在如今的知識分子民間團體中，市場發揮了合理的作用；關於精英的集體意識已經「私人化」了，伴隨著真材實料的一些不適和不安全感，更加地東移。知識分子的發展已只由其自身，因而如果他們能夠找到附著於機構、符合學科規範的高質量的出版許可，他們就能更好地保持他們的地區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的下降和教授的復興因而有其必然性。
還有其他兩個重要變化，並且這兩個變化極有可能持續。暴力的吸引力、各種形式的恐怖的誘惑力，最終都消褪了。我們無法指認出一個單一的原因來有效地解釋這一點，相反，這種轉變是眾多案例和教訓匯聚的結果，它們所傳遞的信息終於得到了傾聽。然而，再一次，歷史對記憶耍了一個花招。革命的恐怖的魅力並沒有隨著斯大林的逝去、索爾仁尼琴的往生，而消亡。只是在波爾布特（Pol Pot）的倒台和紀念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慶典之間，人們才深深意識到，革命的恐怖或許是一個研究的客體，而遠非效法或崇拜的對象；這一看法亦受到了鼓舞，因為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體現了革命恐怖的功效的活廣告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