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和人民民主政權之下，繪畫被有計畫地摧毀的那些日子裡，你以你的名義表達了對斯大林政權的讚美……你的分量毋庸置疑，你帶走了東歐那些不希望屈服於荒謬的人民的希望沒人知道來自你的一。個明確的抗議可能會帶來什麼影響……比如，反對拉依克的審判。如果你的支持能夠助長恐怖，你的義憤同樣舉足輕重。
——切斯瓦夫·米沃什（致巴勃羅·畢加索的公開信，1956）
與「二戰」以後法國知識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來的，是它的特殊責任。這一特權（或者重擔）為法國人和外來者所熟知，儘管在描述上會有細微的差別。對於巴黎的文人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責任和權利——為人類代言、對人類的狀況發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顯地討論地域性論題時，也能讓人理解。對於外來者，這意味著巴黎所做的選擇或是拒絕將會產生一種影響力，並且在遠方某處得到回應，它會被遠比其他共同體中的讀者更加偉大的受眾閱讀、引證，甚至是錯誤地引用。這些視角的不對稱產生出了一種奇怪的不協調：法國人既不受政治約束的限制，又不用顧忌文化的謙遜，這就催生了一整套獨特的混合了政治緊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辭彙。戰後10年法國的知識分子幾乎不需要為其行為付出什麼代價，他們讓人聯想起一個缺少歷史重力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他們的讀者，尤其是維也納以東的格外專註的讀者而言，他們的每一個詞都極有分量。
對於歐洲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來說，法國長久以來就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儘管英國在19世紀是最安全的流放地，為從馬克思到科蘇特這些落敗的反叛者提供了安全的庇護，但法國仍然是流離失所的知識分子的天然家園。通過住在法國並向法國人民親述他們的經歷，海涅、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馬志尼（Mazzini）和赫爾岑（Herzen）那樣的文人讓他們的事業為更多人所知，並且藉由歐洲通用語言的中介，這些事業擁有了某種普遍的意義。法國大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賦予了法國中心地位——這是歐洲舊制度業已確定的特點——這是另一個維度，而閃閃發光的19世紀巴黎的雅緻，更頻添了它的光彩。
也許有人會認為，法國的這一特殊地位會隨著德國的崛起、法國的相對衰落（1914年前後）以及歐洲大陸上舊有的帝國核心地帶上民族國家的建立而受到削弱。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知識分子如今各有關切，他們不需要藉助巴黎這個舞台就能吸引世界的目光，並且，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視野也可以通過柏林和維也納得到極大的擴展，巴黎不再是首選之地。然而，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民主在大多數中歐和南歐國家的隕落，人們將關注的視角再一次投向了法國；在20世紀30年代，它再一次因為眾多歐洲的知識分子、政治流亡者和移居者的到來而沸騰起來。對於那些尚未被迫背井離鄉的歐洲人來說，法國的文化生活同樣明顯地充滿了誘惑：隨著1933年納粹奪取政權，以及一年以後維也納的天主教徒的政變，捷克的結構主義者、奧地利的邏輯學家以及德國的美學家很自然地就轉向了巴黎，巴黎顯然成了某種現代思想的交換所。
那些適用於專家的，也同樣適用於政客，尤其是那些極左人士。數以千計的年輕的中歐共產黨人在巴黎集結，要麼直接前往，要麼跟隨作戰的國際縱隊在西班牙短暫停留後再前往。安娜·洛松齊（Anna Losonczy）的父親（匈牙利1956年之後的鎮壓的犧牲品）在大戰前夕返回匈牙利前曾在貝桑松學習過一年。弗拉多·克萊門蒂斯（Vlado Clementis）在戰爭前夕是努瓦耶爾（靠近朗斯）的法國總工會的活躍分子；阿圖爾·倫敦，1952年斯蘭斯基案中受牽連的受害者，是數百位通過為西班牙服務參與法國的抵抗運動的捷克、德國和匈牙利共產黨人中的一個。拉佐·霍爾多什（Laco Holdos）從佛朗哥的監獄到了法國的拘留所，而後又作為被驅逐出境的反抗者從那裡到了布痕瓦爾德（Buwald），在那以後，他回到了他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共產黨的恐怖的犧牲品在那裡的監獄裡度過了50年代。他的軌跡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但卻不是典型的。
即便是在西歐的民主重建完成、共產主義在東歐站穩腳跟之後，法國也沒有喪失其特殊地位。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的流亡人士，都想方設法來到巴黎，並選擇用法國和法國知識分子媒介來講述他們的故事、討論他們的處境。事實也的確如此，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持異見的以及被流放的東歐知識分子將會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刺激和塑形法國對蘇聯地區的事件的反應。 只是在四五十年代，他們的影響力無疑是暗淡的，只限於邊緣地帶，並且明顯地被當時的主流文化圈所忽略。 這就引出了一個令人好奇的疑問。如果像米沃什、伊利亞德及其同代人那樣的文人如此難以就共產黨實驗的惡意影響問題說服或者影響他們的法國同代人，為何他們還要堅持這麼做呢？在英國或者美國，這些人總是不缺少潛在的、更加容易產生共鳴的讀者，正如法國的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一樣。既然他們中很少有人會認真對待來自東歐的聲音，那麼，為何法國的知識分子總是能夠成為偏愛的關注點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抓住歐洲知識分子史的群體生態學中的某些關鍵部分。當來自波蘭或匈牙利的知識分子試圖向西方闡明為何文化的生存在他們的國家會如此重要，為何詩或音樂會如此重要以及為何知識分子會同時在其民族文化中如此生死攸關而又易受傷害時，只有在法國，他們才能找到或者有希望找到直接的同情和理解。因而，法國對於東歐知識分子的磁力超越了流亡、抵抗或者拉丁區的手足之情（以羅馬尼亞為例）；在巴黎，異見的思想家對周圍的環境感到熟悉。故而，很自然地，半個歐洲的知識圈都會受到巴黎文化生活這一發光體的吸引——並且，極為關注他們的發聲所得到的回應或者沉默。
法國知識分子對於布拉格、布達佩斯或者華沙的同輩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普遍漠視是一種特殊疼痛的根源，這不僅是由於接踵而至的忽視和孤立感，而且因為，法國跟別處一樣，將一出地方戲搬上了世界性的登記簿，而中東歐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或者非共產黨員）自身才剛剛參與其中。這部分歐洲的知識圈形成於戰時，同法國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有著類似的緊迫感和熱情。外國的佔領、抵抗運動和之後的光復都存在著模稜兩可性，這一點與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的情況並無二致，並且最初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對於共產黨人的讓步，同樣也反映了在巴黎或羅馬發生的事實（即使不具什麼比較的價值）。畢竟，米沃什的「波斯皇帝」（ketman）是波蘭人。 原諒那些不可原諒的，合理化那些無法解釋的，以及避開那些令人生厭的事物的能力，由於德國的佔領，已經在那部分的歐洲得到了充分的練習，並且在布拉格或者布達佩斯也有這樣一些人，在目睹了斯大林的受害者之後選擇了自我寬慰，還提出了如薩特、穆尼埃或者布爾代所熟悉的論據。 然而，在共產主義國家，逮捕、監禁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更糟糕的是，還有一種被用作鎮痛劑的想法，用來幫助那些良心不安的人們撫慰他們的記憶。而對於巴黎那些犯下同樣錯誤的人們，這樣的借口卻無處可尋。
這裡，再一次出現了不對稱問題。東歐的知識分子早已熟知法國，就好像他們熟知德國、英國或義大利一樣。 西歐的文化是一種歐洲的文化，西歐的政治史是歐洲大陸歷史的主幹，而其餘部分歐洲的文化和政治紀念物卻被遮蔽於視線之外。東歐的知識分子將伏爾泰、狄德羅、巴爾扎克、雨果和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更不用提羅伯斯庇爾、布朗基和克列孟梭）看作是他們自身的文化包裹中的一部分；但是反之卻從來不是如此，並且他們也知道這一點。 其次，東歐在文化和民族上的邊緣地位是一個令人不快但可被接受的真相。只要來自維爾紐斯、里沃夫、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詩人、音樂家、小說家和哲學家能夠進入法國的世界，他們就能夠原諒巴黎的知識分子未能對他們做出類似回饋的行為。這正是對1945年之後狀況的精準描述，法國人關閉了知識分子的邊域之城。普遍的知識分子共同體被重新定義，驅逐了那些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包括贊同它的和反對它的。東歐的文人也能理解這一點——正如上述所說，他們自己最開始也禁不住做出了類似的區分。但是他們不能原諒和無法解釋的是，法國人並未看到他們——波蘭人、捷克人以及其他——現在所明白的一切。對於作為歐洲另一半的東部知識分子來說，他們遭到了雙重驅逐：被共產黨人剝奪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後，其所信任的護衛者又禁止其進入歐洲的文化世界。
從此之後，東歐的知識分子在談到法國或跟法國對話的時候，總是帶著怨恨、憤怒、悲傷的調子。其程度正如當年他們執著於努力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