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說我們這裡的傻瓜會比別處的少。我只是相信，我們這裡的傻瓜會比別的國家的更為明智。說句不中聽的話，在法國，我們呼吸的空氣都是帶有批判性的。
——弗朗索瓦·莫里亞克
本書所描述的狀況和態度尤其具有法國特色。戰後那些年的巴黎知識分子史，知識分子們在斯大林主義面前的集體近視，代表了明顯且獨特的法國史。那麼，在何種意義上、在哪種程度下我們可以說它就是法國所特有的呢？根據我上述的1945年之後的知識分子共同體的狀況，那些有助於確定戰後政治介入的歷史的、依情況而定的、個人的因素都根植於法國地方性的經驗；但是其中有一些經驗也是別的國家和文化中共有的。「一戰」對自由社會造成的影響、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吸引力、30年代的幻象和醒悟、「二戰」、德佔時期、抵抗運動、肅清運動以及「冷戰」構成了現代歐洲史的一部分，標誌著各處的男人和女人們的記憶和行為。戰後歐洲斯大林主義造成的道德和政治的困境波及了所有土地上的知識分子。
除此之外，以一種奇怪的和倫理上不自洽的方式對這些困境做出回應的能力也絕非只有法國的知識分子具備。一些如此受尊敬的自由文化中的居民，如蕭伯納或者英國歷史學家柯爾（G. D. H. Cole）都寫過為蘇聯辯護的最糟糕的胡話。蕭伯納宣稱說，蘇聯的工人熱愛他們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熱愛那些夜以繼日工作的同志，而英國的無產階級卻反對在他們的工廠中開展這樣的活動；柯爾在一本發表於1941年的小冊子中早就說過，無力在戰爭中保護自身的主權國家就沒有存在的權利。他說，讓希特勒統治所有的中東歐地區會比在當地重建一些小的民族國家要更好；但是最好的方式無疑是允許勝利的戰後蘇聯吞併波蘭、匈牙利和巴爾幹半島。 在兩次大戰的那些親共接班人中，另有一個英國人阿諾德·凱特爾（Arnold Kettle）在1958年的《曼徹斯特衛報》中提到了蘇維埃的文化管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差異在於，在社會主義社會當中，領袖承擔了全部責任的壓力……責任包含了錯誤和濫用；但比起不負責任，這卻是一種更高級的、更人道的態度」。 薩特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但卻說得更加動聽。
大西洋另一邊的激進知識分子也是如此，比如非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曾不遺餘力地為布拉格的審判秀解釋和辯護；他將蘇維埃陣營的「暴力的反猶主義」描述為悲劇卻不可避免的，且因為美國的行為可被證明是正確的；斯威齊及其同僚甚至還嘗試了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暴力做一個定量分析，從中他們得出結論，蘇聯和人民民主是更為高等的。 在英美知識分子當中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堅信，即他們對共產主義行徑的厭惡是他們自身優越地位的結果。他們也許不希望在共產主義體制下生活，但是他們願意相信這是他們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結果，並非由於共產主義的缺點。這一看法在30年代極為普遍，但直到1977年仍有人提及。因而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如此看待後斯大林時期的共產主義生活的符咒：
戴著人類面具的社會主義仍然是我的理想一。在這樣個體制下生活會要求人們做出極大的調整，但是我如此興奮地希望，人們願意犧牲已經習以為常的舒適的生活。我認為，這一令人興奮的事物會使得一切都變得不一樣。
無論還能找出什麼法國所特有的現象，我們都能從中推導出，愚蠢是普遍的。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同問題一樣重要的是，人們表達它們的方式，如此表達的人數以及那些人在其共同體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在這一點上，法國狀況的特殊性則顯現出來了，因為它們得自戰後法國的大環境以及一些法國知識分子久已有之的特徵。
從18世紀以來，法國知識分子（用一個方便的過時表達）就表現出了一些特質。本書並不打算涉及細節，去談論這些特質的傳統的可能性及其現代闡釋；我們的主旨就是告訴讀者，它們被認為是廣泛存在的。國外的尤其是英國的觀察家，特別喜好嘲弄法國；1780年，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如此描述加來海峽以南的同代人，「不管是否了解狀況，一個法國人永遠都在談論；一個英國人在沒什麼好說的時候，總是願意保持沉默」。同許多18世紀的英國人一樣，約翰遜是一個帶有惡意的見證人，但是如果他聽說過貝亞-路易·德·穆拉爾特（Béat-Louis de Muralt）在半個世紀之前寫下的觀點，他的偏見也許會有緩和。同約翰遜一樣，穆拉爾特也對法國和英國做了一個區分，他說有一個特點尤其能夠彰顯他的同胞，「不論所言何事，文風在法國總是一樁要緊的事。在別處，表達總是從思想中來的……在這裡則正相反；常常是從表達中誕生了思想」。
這不止是一句智慧的格言。在法國，修辭和文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提供了一種無可置疑的散亂無章的權威以塑形思想和觀念，而在英國，可比照的例子是，口語和書面語已經融合成了一種豐富但又開放，幾乎是無政府的語言。而若將重點放在修辭能力之上，帶來的必然是抽象，一種依附於語言和概念卻獨立於他們想要表達或描述的事物的力量。這樣的過程也影響了其他語言——德語，或許還有義大利語；但是法國、法國的觀念和法國的語言尤為突出（尤其在18世紀），論述的力量和那些運用它的人的力量藉由總體上更加世俗的強大的中央權威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法國知識分子和權勢的關係成形於國民生計中無處不在的國家的角色，無論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還是之後，皆是如此。法國的知識分子啟蒙運動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多半一邊倒的對話，一邊是哲學家、記者和其他人，另一邊是王權。作為替代教會同世俗權威抗衡的力量，作家和其他人通過批評，發現了他們的公共認同；他們自視代表著人民、人類的利益，或者僅僅是代表著一個不願意傾聽或理解的政府的理性。因而，從很早之前開始，法國思想家就習慣了對國家發話，將自己當作後者同其餘人類溝通的中介。在大多數歐洲的其他國家當中，除了約瑟夫二世統治下的維也納和腓特烈大帝治下的柏林這兩個局部例外，並不存在一個既足夠強大又願意傾聽的最高權力（或者至少允許言論自由的最高權力）。作為天然參照物的英國，權力、機構、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的問題早些時候就已經得到了解決。英國的「知識分子」互相間進行思想交流，也對正在形成的社會受眾進行言說，或者會就某些特殊的議題展開討論，在這些議題上政府的表現通常會令他們不滿。他們從未受制於由其批判現狀的立場所確定的公共身份。
與此相對照，法國人被擠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角落。出於他們自身要求改革或變化的要求，他們向國家發話，因為他們與這些問題並不直接相關，故而也沒有造成直接的社會或政治威脅。因而，在那個時期，在大革命前的幾代人中，法國思想家因襲了一種驕傲於邊緣化的習慣，一種自視為精神的反向約束機制的習慣；他們組成了各種思想學派、學院和圈子——當他們的能力不足和徒勞無益愈發彰顯的時候，他們的異議就變得更為激進。 因此，真正的比較不在法國思想家及他們的西方或東歐的同行之間，而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和形成於19世紀的俄國並已經做了必要的變通的知識分子之間。法國的不同之處在於，知識分子都聚集於一個具有國際重要性的都城，並受益於一個產生了政治劇變的事件——1789年的大革命，從而，集權化的國家得以保存，並變身成為一個能夠更好地回應知識圈的理論和政治關切的對話者。那就意味著，在後革命時期的法國，作為批評者的知識分子不僅是當局的反對者，亦是政治體系本身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有甚於舊制度時期，那些對國家及其行為持最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如今期盼這個國家能夠改造自身和它所統領的社會；如此一來，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爭奪權力的意識形態上的通敵者，成了與他們的立場相反的「御用知識分子」。在舊的君主政體之下，文人偶爾還能期盼與國家亦步亦趨，通過某種腦力工作或服務改變他們的孤立和被邊緣化的狀態，產生一種布里科（Bourricaud）所說的「各式各樣的與分發惠贈的權威當局調情的扭捏作態」。 而如今，同樣的「獻媚者」從專業服務升格到了意識形態和政黨政治的自我認同的高度；從這樣一種關係中，他們所獲取的與其說是金錢的報償，不如說是精神上的滿足。
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穩步政治化的意義及其沉浸於以國家的名義構想計畫或者反計畫的傾向，在19世紀的頭2/3的時間裡受到了政權的不穩定性的湮沒和拖延。然而，到了第三共和國，職業和經濟地位的逐步穩固吸引了大量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賦予的知識分子的行為再次以現代的可被識別的方式重現了，他們的身影出現在了大學的某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