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法國人）極為擅長將恐怖變成一場國家的祭儀，並享受斷頭台上那令人一陣心驚的時刻對於這一。點，我們一向心知肚明，難道不是嗎？只是我們從來也不談論它，甚至還反而賭咒發誓，但是狂熱的先知最初是從我們之中浮出水面的。
——皮埃爾·埃馬紐埃爾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投身政治的知識分子內心並不願意認真地把公共倫理當回事，這種不情願指向的是一種無能。法國知識分子這一缺陷的重要根源在於他們廣泛接受的一種說法，即與道德相關的規範性判斷受到了它們同自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在歷史和邏輯上的關聯的腐蝕。他們普遍認為，自由主義及其基於個人和他們的權利和自由的政治語言，在保護民眾反抗法西斯主義及其後果的問題上徹底失敗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沒能提供一種關於人類及其目的的替代性解釋——或者至少是沒能提供一種足夠一貫且有吸引力的解釋，以擊退激進右翼的魔咒和威脅。在納粹和德佔時期面前，知識分子被迫，如他們所爭辯的那樣，去別處尋找他們的指導方針和政治共同體。自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乍看之下，將這一立場與戰後知識分子聯繫起來顯得有些奇怪。這是兩次世界大戰間氛圍的研究當中另一個經常會遇到的問題，在那時，自由主義和民主同其敵人法西斯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一樣變得過時。也許有人會認為，個體和集體在戰時和德佔時期的抵抗經歷會導向對權利和自由的倚重。表面上，確是如此。但是一旦政治和道德理論家再一次面對自由和正義受到威脅的狀況之時，他們回應的方式卻提示人們，沒什麼事情發生了變化。法西斯主義被挫敗，共產主義成了盟友，即便後者是一個令人不那麼愉快的存在。而自由主義仍然是敵人。要理解令人安心的事實為何如此，我們需要短暫回顧一下現代法國政治思想史。
有人或許會拒絕接受這一點，即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皆非政治理論家，並且有關自由主義的歷史爭論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與他們的經歷和關注點相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戰後的文人很少會直接關心類似的政治觀念。他們的興趣主要是在文學、哲學和藝術方面。但是，他們所說所寫的一切不是充滿政治情感的，就是留有了被政治利用的空間，這一點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誠然，也正是在那幾年，一種觀點獲得了極大的認同：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生活就是政治的，否認這一點就意味著欺騙。並且，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分在這裡消失了：政治思想、政治論辯不是思考的一些稀有的外來物種，它只描述受一定場合限制的人類活動，只對實踐者才有意義。它是描述、批評或者提議一切公共活動的語言，也是一套確立公共領域介入方式的政治對話的辭彙。在法國，尤其是如此，知識分子認同的形成長久以來都依賴於他們在國家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因而政治與非政治的區分不僅是武斷的，而且是人為的。
因為自由主義傳統在法蘭西生活中的弱勢地位，情況就變得更為複雜，要討論它就意味著對一個不在場的東西進行言說。法國現代公共領域百家爭鳴，活躍著各種主角和觀念，但是自由派和自由主義從來也不是主流。因而，也許我們提及梅洛-龐蒂或者穆尼埃，莫里亞克或班達的時候，他們的非政治的關切，無論是形而上學的、文學的或者道德意義上的，都深深根植於幾代人關於天主教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的論辯；紮根於一個世紀以來的激進的政治思考，以及數十年有關恐怖、暴力和革命的吸引力或者必要性的討論。很少有人會否認，在這一領域，法國人的道德思考和他們的政治論辯素來密不可分或者已經變得密不可分了。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其他文明中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自由的政治生活的傳統議題在法國卻缺席了。這就使得所有關於權利、自主或者權力的邊界等討論在現代法國語境中變得極為抽象，它向人們釋放了這樣一種印象，即在法國，自由主義思想的軌跡同知識分子的想法和行動極少甚至是毫不相關。事實並非如此，但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解答一系列的問題，而不是將它同我們迄今為止所討論的議題區分開來。
自由主義並非一個規整且可定義的政治概念。同社會主義及其他複雜的社會建制一樣，它是一種歷史構想。類似於社會主義，它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8世紀；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從19世紀早期歐洲的社會和政治架構中獲得了它的現代形式。雖然它並非內在地包含權利（自然的或者其他的）的概念，也並不依賴於此，但是它自早期開始，就同這些有關權利的概念——自約翰·穆勒到以賽亞·伯林所稱的「消極自由」——緊密聯繫在了一起。這些是個體所持有的對抗共同體的權利或者自由，被視為人們生來所具備的權利；這些權利並非得自他們在社會中佔有的一席之地，亦非因其公民身份而由社會所賦予，而只是因為他們是自主的人類，他們的主張天然高於任何實在法或者他人的偏好。然而，不論對其怎樣定義，在具體的場合中，擁有相同權利的他者或者以全體的名義做出的壓倒性的和緊迫的訴求，都會對他們造成侵害或踐踏。在這種狀況下，法律和建制的目標就是要保護這些權利，並將其奉為神聖。政府也是以同樣的理由組織起來的，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凌駕於它所要保護的個人權利之上。
這是關於自由主義的理想敘述。從來也沒有過完全依此而建立的體系，即便是19世紀英國或美國史上最放任的時期。但是作為一種政府與公民、共同體與個體、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視角，它在生活於「自由」社會中的個體的政治和道德觀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便是在公民與他們的政府進行激烈對抗的時候，無論是以階級還是以其他的名義，他們幾乎總是不由自主地調用自由主義和權利的辭彙以反抗他們的對手。因而，舉例言之，19世紀英國的激進派所用以對抗貴族的有關權利的辭彙，也可以為中產階級所用，以維護他們的利益和權利。
在法國，同在大多數的歐洲大陸國家一樣，自由主義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在英美傳統當中，它意味著這樣一種社會安排，即如果現有的權利符合普適的原則，它們就應該得到保護；一個新的世俗統治階級為了保護其自身的地位，可以利用之前其作為反對派時的語言以對抗位於其下的革命階級的主張。然而不同於其在英美的演變，法國的自由主義在產生之初就已經定格了；事實上，之後的新主張和新的利益變動都無法對其再產生什麼影響。於是相應地，那些沒能從現存的社會安排中獲取利益或者得到保護的人就轉而尋求別的工具，以提出自己的訴求；他們反對自由社會及其權利，並將其視作是不適當且虛偽的。這兩種對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解仍然能夠在當今美國、義大利和德國的自由主義市場中找到呼應，並具有不同的意義（它代表了主流政治中的極左和中左派），矛頭指向的是工商業精英的政治團體及其觀念。然而，重要的是，自由主義這個詞卻在法國左派的政治教義中消失了——而在中間派或者右派的詞典里，它也並未找到容身之處。這是一種奇怪的演變，表面看來也是自相矛盾的。現代政治演變成了關於社會的論辯，權利的概念成了每個人嘴裡念叨的詞，這在法國遠勝於其他任何國家。法國是人權國家，其中的許多機構對人權和公民權有著足夠的重視，這個國家發生的革命代表著深遠影響歐洲甚至是世界的現代政治的奠基時刻，這一點已是老生常談。然而，法國的問題就在於，在現代政治傳統的演進的早期，權利就已經失去了它們的超政治的地位，而成了一個值得懷疑的對象。它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重視。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複雜的。最近的研究在密切關注大革命時期這些權利辭彙的意義和使用的變化，之所以需要尤為關注大革命時期，是因為正是從那時起，法國一方面體現了某些啟蒙的政治思想傳統，並將其形式化；另一方面，它也開始遠離這一傳統。 這一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權利——話語」（rights-talk）的關注受到了歡迎，因為它被視為是擺脫了以往對法國政治思想的更為靜態的研究方式；因為從後者的視角看，在所有公共理論中，法國在結構上都已經由無處不在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所決定（這也是一個比較小眾的看法，它認為人們對托克維爾的描述過於重視了）。法國的中央集權確實在其1789年前後的政治生活及思想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即便是在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國家，比如蘇格蘭、義大利，其中央集權程度也是無出其右的。在法國啟蒙運動中，在很多人看來不言自明的是，個體的利益和需求往往不太可能同固有的競爭和自我發展過程協調一致；它常常傾向於以一種權威的方式來定義和確保社會能夠為了所有人共同的利益而運作。在法國，即便是這些明顯能夠從受約束的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中受益的個體和群體，也有著長期以來尋求國家支持和保護的習慣，並且自波旁王朝以來，國家也很樂意積極回應這些訴求。
儘管如此，毫不費勁地從君主制轉變成共和國，並無處不在的中央集權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