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加入共產黨，可以並非出於對其理念或者方法的認同，而僅僅是因為懷揣著同資產階級一刀兩段、感覺到自身同一個階級的命運相連接的衝動。
——羅傑·斯蒂芬（Roger Stephane）
據說，小資產階級是人人都厭惡的階級。至於知識分子，則是喜好厭惡自身的階級。自從知識分子這一範疇被廣為使用以來，它的自我認同的一大來源就是對消失的渴望（據福樓拜所說，同工人階級這個範疇一樣）。一種外圍感、一種處於社會邊緣的評論員的感覺已經糾纏了歐洲知識分子約有200年的時間了。自空想社會主義者開始，一旦這個觀點扎了根，社會就被劃分為有用和無用的階級這兩個部分；知識分子想要自我犧牲，同有用的階級融合或者為其效力，與進步和歷史的方向一致，以及不只了解世界而要改變世界的慾望便成了不可動搖的傳統。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持進步主義看法的政治派別最強有力地表達了這種情感；早在斯大林向知識分子灌輸要在政黨路線面前保持謙卑的觀念之前，積極介入和有所依附的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就已將同工人運動的聯合看作是將自身累贅的身份浸沒於大眾之中的機會。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及工人運動由來自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來構想和領導這一明顯的悖論，也就變得不那麼自相矛盾了。
誠然，知識分子想要同工人為伍的信念，從一開始就是更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這一設想的一部分。首次提出了這一觀點的是饒勒斯而非葛蘭西，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必須將工人階級的關注點當成是自己的觀念，這並不是出於自我否定或者利他的立場，而是因為一種直覺的理想主義，使之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階級的超越無產階級的興趣和視野。 以義大利的具體情況為有力的佐證，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是這個論點的合理推論；到了20世紀早期，這一理路被得到了從聖彼得堡到巴黎的歐洲左派的廣泛認同。但是，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下述場合中的明確定位問題，仍然遺留著一個尚待解決的矛盾：為了服從革命運動的有機和集體智慧，他們應該繼續維護，還是應該全盤否認最高知識的道德權威？
以法國的狀況為例，作為革命者的知識分子和作為真正的革命運動的同盟者或附屬者的知識分子之間存在的張力在兩次大戰期間變得尤為激烈。一方面，法國的工人領導主義以及明顯很受歡迎的（或者至少是民粹主義的）地方政權的共產主義領導意味著，在大體上，法國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對於進步的知識分子來說既有吸引人的一面，也有令人反感的一面。在激進的或者異見的知識分子圈中，主流的態度是美學和非政治意義上的。超現實主義和一般來說藝術的和文學的革新，是「一戰」後那一代人激進和反主流文化的表達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尤其是在1932年之後，孤立的對抗的知識分子的定位變得曖昧不明，他們可能同情法西斯主義，也有可能同情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尼贊（Nizan）尖酸的反資產階級的憤怒可以引導其走近法共，但是類似的情感卻引導許多他的同代人渴求墨索里尼的「無產階級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利用了知識分子的內疚和弱點，去鼓勵他們追隨他們的反資產階級情感，並投身於行動、改變和拋棄。保羅·瓦揚-庫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以「革命的作家和藝術家聯盟」（Association des écrivai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的名義向作家以及其他希望「同無產階級並肩作戰」的人號召支持和參與，但是在法西斯運動和政權之下，也有類似對於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呼告；前者組織大會和慶祝活動，在其中知識分子可以分享他們對大眾的熱情和樂觀主義，以此同他們自身的文化悲觀主義和社會隔離進行對照。但是這兩者間存在一個重大的差異。那些為極端主義運動和政權所吸引的激進右派知識分子，也許也會從中尋找他們生活的目的和意義，但卻並不常期望在共同的鬥爭中喪失他們的特性。與左派相反的是，法西斯知識分子更像是服務於人民和運動的一種僱傭兵，一個先鋒護衛，而他或她很有可能跟前者沒什麼共同之處。這種態度帶著某種與眾不同的受虐情緒——希望嘲弄和摧毀他們身處其中並且也是其產物和受益者的世界。但是相伴而來的，往往還有一種對不同世界的權威、價值和等級的懷念，法西斯群眾和他們粗野的領袖也許會促成這些觀點的形成，但繼承這些觀點的也許就不再是他們了。換句話說，法西斯知識分子繼續寄希望於知識分子的角色。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就在這一點上分道揚鑣。儘管舉例而言，路易·阿拉貢和呂西安·勒巴泰（Lu Rebatet）之間比他們所承認的更具相似性——兩者同樣蔑視資產階級、平庸的道德主義和物質成就——但是區別仍然是明顯的。 像勒巴泰、羅舍爾或巴西拉奇那樣的法西斯知識分子如他們所堅持的那樣，維持了一種美學和政治意義上的自主性。他們選擇成為法西斯主義者，並且在如此選擇的同時，如他們所認為的那樣，對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一以貫之。然而，進步的知識分子，包括那些30年代選擇支持但並未加入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在內，被迫隔斷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他們被歷史和必然性裹挾著選擇了一個他們所認同的運動，並被要求放棄他們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將要成為法西斯主義者的知識分子也許吸收了法西斯的議題，但是他的政治歸屬並未給其自身套上一件美學意義上的束身衣。 相較而言，進步知識分子利用其特長奮筆疾書或大聲疾呼，如果不是出於無產階級的立場，至少也要同前者假定的利益和需要相符合。當他們無法這麼做的時候，當他們無法從價值尚待確立的無階級社會中獲得審美趣味的時候，他們就會處於一個令人不安的被疏離和隔絕的境地。
選擇自我犧牲的進步知識分子有很多種類型。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都崇拜實力、「純潔」和簡單的真理，而這些是傳統知識分子的複雜和矛盾的立場中所缺失，但卻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發現的特質。這一現象部分源自20世紀30年代的模糊不清的極端主義（可以注意一下薩特和德里爾之間的相似性，他們都厭惡弱勢和軟弱——後者對「全身無力和大腹便便」的現代人的不屑呼應於薩特對暴力和行動的渴望），但更多的還要歸因於共產黨人在抵抗運動中的形象。即使在批判法共之時，這些持同情態度的評論員仍會嚮往它之前的堅定——「人們本來會喜歡這個在選戰中展示其在德佔時期的風貌的工人階級政黨的：純潔的和堅定的政黨（le Parti de la dureté et de la pureté）。」因而，讓·福雷斯塔（Jean Foresta）在1947年哀痛於共產黨人公開同資本主義社會妥協的行為。 共產黨知識分子自身同樣也會指望共產黨人（工人）的單純的實力。為了尋找安德烈·馬爾蒂（André Marty）所說的徹底隔絕及其罪惡的不容置疑的證據的說明，安妮·貝斯（Annie Besse）描述了一場緊接著共產黨批判昔日英雄的部門會議：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之後，她向她的讀者們保證，一個單純的工人會起身並宣布他不再喜愛馬爾蒂這個名字，「在說這些的時候，共產主義工人握緊了他的拳頭」。
這一場景可笑的矯揉造作與記錄和呈現它時的顯然的一本正經極好地從兩方面說明了進步的工人領導主義的推動力：毫不掩飾的對工人的單純力量的崇拜以及對知識分子的批判視角的徹底放棄。「純潔和堅定」，工人和工人的政黨具有一種有磁力且無可指摘的感染力。即便在其最具批判性的階段，薩特也願意維護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的成就，並將其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小資產階級後進生進行比較——1956年，他寫道，匈牙利人至少仍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 在這裡，直覺上偏好外來文化甚於內生文化的情緒，同一種崇尚弱小鄙夷強大的自我輕視結合在一起。艾呂雅也不能免俗。1948年訪問羅馬尼亞（一個飽受幾十年獨裁和戰爭摧殘的貧困和分裂的國家）歸來之後，他聲稱找到了「幸福的暖陽」，而這正是可悲的、陰鬱的和灰暗的他的祖國——法國所缺少的。在羅馬尼亞，他發現了確信、能量和力量；在法國，只有一種矛盾的倦怠。
知識分子通過兩種方式同工人們保持一致。首先是將工人階級視為一個精英共同體，一個「被選中的人群」；無論如何知識分子都不能同其分離，不管外界的誘惑有多大，或者道路有多艱難。這是穆尼埃早在戰爭結束之前就有的看法。在評論戰後法國的革命前景之時，他提到了早先吉倫特派的失敗，並將其歸咎於他們與群眾「缺乏聯繫」。缺乏聯繫並非因為後者在政治上是永遠正確的，他寫到，也不是由於他們能將某種不可錯性傳遞給所有與他們結盟的人，而在於只有工人才擁有這種政治直覺；沒有他們，再好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