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並不十分為歐洲人所喜愛，尤其法國人……歐洲人憎恨美國，是因為他們憎恨自己。
——克洛德·羅阿
自從西班牙的第一批傳教士為他們在新世界遇到的「高貴的野蠻人」的身份問題傷透了腦筋以來，歐洲的思想家就對美洲抱有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們著迷於它的空曠、它的財富、它的白板一塊，在這之上，是一個可被重新書寫的世界，同時，他們又排斥於它原始的簡單、它的新奇、它的十足的現代性。在所有的歐洲人當中，法國人最為激烈地表現出了這種複雜的感情。從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到讓-雅克·塞爾旺-施賴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他們在美洲發現了在他們自己的社會既定的因襲與慣例中所缺乏的活力、開放和千變萬化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其他人因為厭惡它粗淺的文化和追求財富及成功的貪婪而對其嗤之以鼻。幾乎很少有法國文人會像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那樣以一種批判的贊同的眼光，費心研究和分析美國的深層模式和驅動力；但是，他的許多同胞成功了，他們效仿了他在面對美國模型的渴望，而後者預示著模糊不清的未來。
到19世紀中葉，在一些法國圈子當中，美國就已經成了脫離現實、令人不安的同義詞。在基督教社會主義傳統的烏托邦想像的背景下，皮埃爾·比謝（Pierre Buchez）的批判就變得可理解了：「這是根深蒂固的利己主義，邪惡成了慣常和規則，簡言之，這是人類命運的拜金主義。」 但是即便悲觀的、哀悼的論調隨處可見，這也是人類歷史唯一一個可能的路徑，美國對於未來的歐洲而言是一個令人沮喪的警告。更為明顯地預言這一點的，是愛德蒙·德·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他在評論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手中改頭換面的巴黎城時不無失落地評論道：「這讓我想到了那些未來的美國的繁華都市。」 到該世紀末，這一看法已被寫進了教科書——1904年出版的一本手冊這樣宣稱：「美國正在變成世界的物質中心，歐洲的知識分子和道德中心的地位還能維持多久？」
如是，現代法國對於美國看法的格局在「一戰」前就已經形成了（這離法國文人直接到訪並感受美國還有很長的時間）。美國擁有財富，它將很快能積聚力量。因而，它代表著最新興的世界，它是不羈於傳統與禁忌也並不複雜世故的人類事業。作為對照，歐洲已經「老了」，它的豐富性體現於觀念、遺產、文化和理解。要麼歐洲的未來就是美國（這是對歐洲而言最糟糕的結局），要麼為了維護其精神價值，奮起鬥爭，對抗美國。這些情感在「一戰」中得到了加強，並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一戰」中表現出來的技術和經濟資源令人生畏的毀滅性力量，使得人們對現代性產生了一種呈指數級增長的恐懼感和迫近感。除此之外，現在人們更有理由將現代性同美國對物質資源的壟斷聯繫在一起；在所有的超級大國中，只有美國在戰爭的經歷當中毫髮無損——且國力還得到了加強。對戰爭的得利方的仇視，使美國如今自然就成為激進意識形態和文化悲觀主義的靶子。
然而，「一戰」以後，作為現代性、唯物主義和自利的資產階級的代名詞的「美國」成了更大範圍及更為抽象的懷疑的對象——西方——的同義詞。在這裡，做一下背景介紹是必要的。這怎麼也算不上是歐洲知識分子第一次依據他們自己的世界而塑造出一個可疑的、輕蔑的厭惡對象，並寄希望於某個玄妙的他者。在18世紀，對中國及其器物的迷戀席捲了一些西方國家；到了19世紀，許多英國人、德國人和法國人受到了「東方主義」的吸引，沉浸於對一知半解的位於地中海東面和南面的神秘國度的讚美之中。 俄國在那些年中同樣也成了一些西方文人好奇的對象。即便對東方的熱捧並不一定伴隨著對西方遺產的厭棄，但是仍然有一種自然的傾向，即用一種非歐洲的態度來看待歐洲自身。因而19世紀擁護獨裁統治的歷史學家以一種親斯拉夫的態度批判了「腐爛的西方」，並受到了西方傾慕者的追捧。然而，到了1917年，西方的自我仇恨的潮流指向了支配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地方的毫無吸引力的並明顯不盡如人意的統治形式和社會秩序。偏好斯拉夫靈魂、中國的藝術或者伊斯蘭的神學是一回事，想像人類的政治未來在紫禁城之內或者蘇丹的一千零一夜之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俄國革命改變了一切。緊隨其後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運動、阿拉伯世界和印度民族主義的崛起、日本作為一個地區強國的出現，還有中國即將發生革命的謠言，這暗示著，如果東方蘊含著一種神秘，那麼它代表著未來之謎，並非過去之謎。20世紀的激進分子，即便本身不是共產黨人，也在東方的劇變中看到了一個疲憊停滯的歐洲所不具備的活力和希望。在他的第一部意義深遠的作品中，25歲的安德烈·馬爾羅精準地抓住了時代的情緒，將缺乏優勢的西方同曾經代表異域的東方的希望放在一起比較。超現實主義者們同樣也陷入了一種對西方的衰落（斯賓格勒意義上的）和即將到來的東方的時代的迷狂之中；在馬爾羅的《西方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Ɩ''Oct）一書出版的前一年，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這樣說道：「西方世界，你註定要消亡。我們是歐洲的失敗者……但願東方，和你的可怖，最終都能回應我們的呼喊。」
在20世紀的非政治時期，戰後的那一代迅速沾染了文化激進主義；許多知識分子並不喜好共產主義，他們對東方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理論和美學意義上的。不知是什麼原因，東方總是比西方更有精神，也更有希望；至於究竟是什麼社會和歷史因素造成了東西方的這種差異，仍然是難以琢磨的。30年代末期以及「不服從者」的出現，使得對西方文明的批判變得更加明確，那時起，美國這個詞就濃縮了西方生活中所有不受歡迎或者令人不安的部分。所有這些批判有其獨特的形式，每一個都比前一個要更加極端、更具政治性。
最初是摩登美國，歷史的原始先驅者。在許多20世紀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小說、散文和電影中，美國有時候是一種隱喻，有時候則是所有錯誤的、對現在不詳的徵兆。在《資產階級思想的消亡》（這個書名可以代表那些年很多人的心聲）一書中，埃馬紐埃爾·貝爾（Emmanuel Berl）將美國勢力及其影響力的興起看作是西方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衰落的代名詞——「美國在拓展它的疆域，而西方的價值正在走向墳墓」。 兩年以前，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出版了一部關於美國的作品，在其中，他以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所描繪的那個樣子來看待美國，所有人都淪為機器，我們的未來都是這副可怕的樣子：「我們西方人中的每一個人必須堅定地抵制美國的一切，從家庭到穿著，到他的靈魂。」
乍一看，這就像是一種簡單的反美主義，貝爾的書似乎也傳達了這一點。但是西格弗里德所暗示的是，我們需要審查我們自己的行為。「美國」就是我們，更確切地說，它是部分的我們，預示著威脅過去的所有東西，它的價值和它的精神。這也許聽上去很保守，但卻清楚地傳達著相反的信息。貝爾很年輕，對他的激進直言不諱。羅貝爾·阿隆（Robert Aron）和阿爾諾·當迪厄（Arnaud Dandieu）也是，他們1931年出版的作品《美國癌症》（Le cer améri）是批判的雙聯畫的一部分；雙聯畫的另一半是同樣發表於1931年的《法蘭西民族的衰落》（Déc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這些文章合在一起，不僅批判了生產主義、匿名性和現代性，也呼喚了一場道德的、幾乎是感性的革命，它使得這一代人同國外奉行法西斯主義的同代人如此相似。喬治·迪阿美爾（Gees Duhamel）在1930年發表的《未來生活之景象》（Ses de la vie future）中，將任何與美國相關的東西都視為特殊性、多樣性和深度的崩壞，而這些都曾是西方文化的魅力和美德所在。失去了它們。西方就失去了它的可取之處，且在最淺顯的意義上，註定要熟透腐爛，迎來革命。
這些作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羅貝爾·阿隆和阿爾諾·當迪厄，在「工業化」中看到了現代性的特殊的罪惡，因此就在美國的生產技術中看到了摩登世界赤裸裸的寡廉鮮恥的縮影。確實，這能將他們同那些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區分開來，並將他們更為迅速地同反對革新的政治邊緣派聯繫在一起。法國，同德國或者俄國一樣，都存在著一種親密的關係，它形成於浪漫主義時期，居於反對工業社會與懷念早先的權威和秩序的形式之間。它的對應物，烏托邦社會主義及其體現在世紀末的田園生活者身上的反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