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需要在基於恐怖還是基於利益的世界之間做出選擇，即便後者宣稱維護某種精神價值。
——雅克·瑪多勒（Jacques Madaule）
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以來，法國的知識分子生活（與那時的其他地方並無二致）滲透著一種道德的雙焦點主義，即用不同的真理標準和價值標準去評判不同的現象。這不應與相對主義混同起來。相對主義者認為絕對的評判是不可能的。對於一個始終如一的相對主義者來說，沒法下這樣一種定論，即認為一個行動、一種陳述或者一個政治體系無可爭辯地就是善的或者惡的、真實的或虛假的、正確的或錯誤的。它並不阻礙可能的價值判斷，也不排除選擇相信某種看法或接受某種做法的可能性。相對主義所拒斥的，是任何你的選擇或行動基於絕對的和永恆的確定性之上的主張。
因而道德雙焦點主義並不是相對主義的——或者，更加準確地說，它有時候是相對主義的，而有時候卻不是。它的不連貫來自對雙重標準的使用，是對某種規範性的價值的堅決主張與並行地拒絕將同一套標準運用於有選擇的案例相結合的產物。比如，《摩登時代》的編者在談到東方和西方的政治行為時，向來抵制任何「質詢的口吻」，正如他們在拒絕「支持克拉夫琴科」時所做的那樣，他們本該最符合如下的主張，「在我們看來，質詢的口吻在這樣一個談不上清白，也沒什麼固有的理性統治的世界中，是不合時宜的」。 但是這並不是他們一貫的主張——與此相反，固有的理性（因此是清白的）常常在只對另一邊有利的時候才會被提及。
這種雙重標準，按照最簡單的形式，被當作先天直言命題來使用。一個陣營、一個社會或一種行動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邪惡的，無論其看似有多美好；另一個則是善的、可欲的，無論其（一時的）不完美甚至無法為現有狀況正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原則上說是錯誤的，因其過去和現在的行為而註定滅亡；因而關於它們，我們的判斷是確鑿無疑和絕對的。作為對比，社會主義在原則上是完美的，屬於它的時代即將到來，因而它的現有的狀況和行為是藉由假想的將來來評估的。除了這一區分以外，這還可以意味著將資本主義（一個歷史和經濟的體系）和社會主義（一個政治和道德的理念）視作兩套具有可比性的度量單位，這種錯誤加繆犯得不比別人少。 對種族主義的態度，能更好地說明這一點。在西方，對種族或者人種的偏見，這種偏見在人權、平等和正義的名義下，必須受到譴責。換句話說，以一種傳統的、非相關的東西為依據。但是東歐種族偏見的證據（如反猶主義）卻並不是看上去的那個樣子，因為根據假定，共產主義早已排除了這種偏見的可能性。即使證據是無可爭議的，為實現更高的目標，歷史強行推進的比賽的沉沒成本仍然是可被原諒的。
兩大陣營看似都對自由構成了威脅，但是只有其中一個是以所有人的名義、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這麼做的，而非僅僅為了滿足「富有的剝削者」的需求。 當蘇聯插手東歐事務，目的是為了創造一種主權國家間的「新型」關係，反之，同樣這麼做的美國（例如，通過馬歇爾計畫）就造成了一種干涉，甚至更糟。出於這個原因，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明顯的非正義被納入了一種特殊的豁免——「當推行政治正義的權威是在同壓迫作鬥爭時，所有這種以被壓迫者名義推行的政治正義才是合法的」。 因而，共產主義無懈可擊的動機內接於它的自我定義，否認它的良好意圖毫無根據。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不是一個良好意圖的超歷史載體，而是一種在不平等和非正義方面有熟練經驗的現實狀況，因而評判它的依據不是意圖而是其行為。正如阿隆所指出的那樣，薩特堅持認為他或者共產黨人都不希望採取鎮壓的方式，而戰俘集中營和其他類似的事物卻是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要求」集中營，殖民鎮壓和警察暴力——它們內在於它的本質和生活方式。這意味著，對這類事物的存在，每個人面對不同的對象會有不同的反應。 在最壞的情況下，當共產黨人和資本家都承認和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事物的存在時——至少共產黨人會承認事實如此，西方人卻試圖對其加以否認：
可以確定的是，共產黨的領袖對政權負責，包括它的優勢和劣勢；自由主義的資本家則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並不是他們造就了這樣的世界。
因此，事實如下，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產物，資本主義的受益人亦如是，因而後者就成了人們歸罪前者的證據。資產階級對其罪惡的無知，即便是出於天真，也構成了異化和某種類型的欺騙。只關心他們自己的行為，「那麼，面對相同的現實主義，他們以哪種誠實的標準來指責別人呢」？這是個被普遍接受的看法，埃馬紐埃爾·穆尼埃作為此觀點的最明確的代言人，使得這種自我撕裂成了一種特質。他也許會問，基於何種權威，西方能夠擅自對東方做出評判？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評判？
我們必須祛除這種癌性的西方式的問心無愧，它在過去的兩年時間內長成了一種反共的社會防禦膿瘡，這駭人的問心無愧甚至阻止了任何健康的社會覺醒產生的可能性。
一種奇怪的移情，一種「價值的重估」正在上演。它的論據如下：除非自身在道德上問心無愧，否則西方就不應該擅自批評他者的缺點。因為資本主義固有的非正義，以此為根基的西方道德註定無法做到心安理得，因此，所有批評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眼下都被排除了。此外，出自西方的任何批評都是西方自身缺點的表徵，因為它指向了資產階級世界要求消滅異己的愚昧和不負責任。降臨在共產主義世界的事情越遭，我們就越應該無情地審視其受到侵害時我們的動機——穆尼埃強調，1948年的布拉格政變，「並不能賦予我們炫耀良善的西方道德的權利」。 對於《精神》雜誌的編輯來說，資本主義是「一個徹底的謊言充斥的世界」，它要想決定性地宣布斯大林主義的缺陷，是缺乏底氣的，無論後者的缺陷有多麼令人困擾。在共產主義體制下，事實或被忽視或被篡改，多梅納克不否認這一點；只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事實「在階級常理和固有的虛假的風氣影響下，也許是以一種變形、扭曲了的方式向我們呈現的」。如果它所宣揚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是一個現有的、活生生的謊言，共產主義代表了一個將來的真理，這就賦予後者當前的行動以一種獨特的光芒，對來自西方的同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因而，西方知識分子的任務不是去維護迄今為止的那些同資本階級相連的價值體系，而是與此相反，去揭示它們的錯誤，鼓起勇氣去否認它們的普世性。這並不意味著調用論據，去為共產黨人的行動正名——那是共產黨知識分子的任務。諷刺的是，後者並不需要藉助一套雙重標準，因為他們使用的單一評價體系——共產黨的權威——對他們而言就已經是普適且普遍有效了。但是，非共產黨知識分子並未如此主張。努力保持某種獨立性，從共產黨的外部對其意識形態框架的參照物進行辯護，他們這樣的舉動卻因此製造了困難，產生了併發症。與共產黨知識分子相反的是，並沒有什麼能阻止獨立知識分子認為，斯大林主義缺乏吸引力；他或者她力圖證明的只是這一點，斯大林主義所體現的固有目的，使其豁免於類似當代西方所遭受的如此嚴厲的詬病。並且，知識分子本身，就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產物（不管他們多具有批判性），他們也沒有資格去進行這樣一種道德審查。
第二種回應這種事態最新進展的方式是各打五十大板，即認為東方和西方之間具有根本上的可比性和相似性。這是法國至1948年特有的一種看法，但是即使是在冷戰開始之後，法國知識界仍然表現出對這一第三種理念的深深懷念，後者被認為是一條兩個國際的和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通路。就該點而言，自1932年10月《精神》發表穆尼埃的社論，宣布「我們同時拒斥東方和西方的罪惡」 之後，這一看法並未取得新的進展。18年後，在其最新一篇文章中，穆尼埃在談到華盛頓出現的麥卡錫主義時強調，「對霍普金斯和華萊士的指控是莫斯科審判的當下版本」。 「假意吃驚於」蘇維埃和美國案例的相似性，穆尼埃在那些年堅持認為，兩個陣營都「心存不良」。美國對法國的保護可用於類比和證明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的合法性？美國佔領格陵蘭島，「其步驟類同於蘇俄對其領地的佔領」；因而相應的是，「《精神》的文章也不是為那些通過塔斯社或者美聯社獲取歷史真相的人準備的」。
每當法國左翼文人不得不承認蘇維埃的行動中那些站不住腳的部分的時候，他幾乎都會加上一個註明了西方盟友罪行的附錄。這就好像某些基因被植入了知識分子的編碼當中，要求他在每一次為共產主義的行為做辯護時，都能找到一個反例。因而安德烈·蘭波在評論佩特科夫事件時這樣說道，「如果佩特科夫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這並不會賦予我們抗議『東方民主』的權利（看看我們本國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