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喜歡與否，社會主義建設的優勢在於，個體需要與其運動結合併接受其目標才能理解它。
——讓-保羅·薩特
在1944年至1956年間，對斯大林主義可能有四種反應。第一種就是簡單的拒斥。這是雷蒙·阿隆和其他幾個人的立場。它否認共產主義的主張有任何的可信度，不管是作為工人階級利益的體現和保護人還是作為實現歷史進步和人類完善的媒介物。在這樣一種嚴格的界定下，智性上的自洽和道德上的融貫是可能的；然而在那些年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它也使得持這種觀點的知識分子被排除在主流知識分子生活之外。這並不意味著阿隆沒法期待一個志同道合者的共同體。在《證據》和《精神自由》雜誌上，且不說國外的雜誌，都可以找到德尼·德·魯熱蒙、尼古拉·基亞羅蒙特（Nicola Chiaromonte）、阿瑟·庫斯勒、克洛德·莫里亞克、朱爾·莫內羅、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馬內斯·施佩貝爾（Manès Sperber）、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以及許多其他人的文章。但是不管這項工作在智性上如何有吸引力，我們都沒法認定在那時這一立場產生了什麼特殊的影響。
第二種，是簡單的接受。像阿拉貢或喬治·科尼奧這樣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很明顯地持有這樣的立場。對他們而言，那時來自蘇聯和東歐的消息經過了二次過濾。起初，關於集中營、嚴刑逼供和被操控的審判以及其他的謠言遭到了乾脆的否認。根據假定，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並沒有參與類似的行動。但當否認變得不再可能時——比如蘇聯勞改營的存在或者在新的「人民民主」國家排除異己的事實——受到質疑的事件只是以一種與共產主義自我描述自洽的語言被重新解釋了。只要我們採取了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在這裡不需要展開），整個過程就變得順理成章。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知識分子」的範疇都接近於一個矛盾修辭，不是因為善於思考的人不能夠成為共產黨人（很多人都是），而是因為黨內知識分子的身份並不受人歡迎。如果他們加入了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就將他們的智能用於服務黨派，並被要求去相信而非去分析。真正有價值的知識分子不在體制內而是在體制外，比如作為獨立的思想者、學者和記者為斯大林主義者提供聲援，以建立其知識分子信用。
第三種，是那些與其在運動中卑微地位的要求不相符的一時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階層。像埃德加·莫蘭或者迪奧尼·馬斯科洛（Dionys Mascolo）那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最初服從於紀律的命令，只是在一些不可忍受的要求面前才想要離開。這時候，他們就進入了中空地帶（limbo），這些托洛斯基主義者、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和過氣的超現實主義者尋求以某種方式維持一種與共產主義相對立的激進立場。他們在那時的著述，尤其是那些發表在《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以及晚一些時候在《論辯》（Arguments）上的文章，都是晚期馬克思主義史與它們所反映的私人衝突的重要的坐標，但是同樣地，他們的影響也不該被誇大。他們常常受到來自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媒體的激烈攻擊。然而與其說這體現了他們在左派當中造成的影響或者威脅，不如說這是一種總書記意志的體現；出於類似的想法，斯大林在其敗下陣來的對手已經無力還擊之後仍然會繼續驅趕和殺害他們。獨自佔有真理（相異於單純的壟斷權力）不足以挫敗異己；你必須摧毀他。共和體制下的法國缺乏如此行事的物力，因而左翼共產黨人將著力點放在了不斷重複的儀式化的公共譴責上。
對斯大林主義的第四種態度是最為複雜的，這也是我們這裡所要討論的重點。沒法成為共產黨員，但又不願意捨棄與他們同行，許多著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並未致力於譴責或者維護斯大林的事業，而是為其尋求解釋。他們所尋找的，是對本身看起來不可理解的事件的一種似真和可信的說法，它需要能夠維持戰後那些年的幻象，並支撐抵抗運動及其餘波所帶來的激進的衝力。但是這樣的說法並不只是能回應共產黨員給出的解釋。對於一個穆尼埃或者一個薩特、一個布爾代或一個韋科爾來說，將共產主義的衰落僅僅解釋為一個內在完美的體系的階段性缺陷是遠遠不夠的，並且除了某些人以外，他們也不願意否認放在他們面前的鐵證。他們所要承擔的是整體上更加使人困擾的任務，即真誠地承認（如他們所見的那樣）共產主義包括所有的恐怖在內的真相，並將後者視為一種可以用他們的語言來進行辯護，且值得他們期待的經驗和事業。
我打算以一種分析的而非時間的序列來展開下述的討論。這麼做的原因之一在於，儘管主要的文本遍佈於法國那10年的歷史（1946—1956），但是它們探討的基本是同樣的議題，而且相互之間都存在著直接的關聯。穆尼埃、梅洛-龐蒂、加繆、薩特和其他人的眾多的書作和文章構成了一組長篇對話，人們會關注其中一人的同僚或者對手的論證——事實上，甚至超過他們所討論的事件本身。傾向於分析的序列而非時間的序列的原因之二在於，在這些論辯當中，少有明顯的內部遞進。當一個人的觀點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他或者她只是簡單地脫離了這一特殊的談論人的圈子。這是因為，如上所述的那樣，那10年巴黎人的談話並不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來自布拉格、布達佩斯或索非亞的消息並未改變人們議論的措辭——它只是提供了一種再一次進入爭論的機會。當政治進展確實對某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常常會改變個體思考的措辭，因此他或她失去了以類似方式進行論證的興趣，或者徹底選擇加入到「另一邊」，然而至少到1956年11月，此事比預想得要更難發生。有些時候，存在一種過渡階段，某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滌罪所（比如，梅洛-龐蒂20世紀50年代的政論文中可以找到的類似線索），但是這通常都是很簡短的。
在1947年出版的由前一年在《摩登時代》雜誌上的系列文章組成的《人道主義和恐怖》中，梅洛-龐蒂將賭注壓在了歷史上。讓我們假設，他寫到，歷史有其意義。讓我們更進一步假設，藉由變化和鬥爭，這個意義為我們所知。讓我們也同樣接受，無產階級是我們這個時代革命的動力。最後，讓我們相信共產黨人就如自稱的那樣代表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利益。如果這些前提是成立的，那麼30年代在莫斯科進行的大清洗和審判秀不僅在戰術和策略上是明智的，而且具有歷史正當性。雖然梅洛-龐蒂確實試圖辯稱，蘇聯對於希特勒的勝利合理化了之前斯大林的一些行動，他同時也認識到，這並不足以解釋全部。他承認，對於這些行動的結果，我們仍然保有懷疑。未來的裁定尚未到來。但是除了將其視為積極的並依此行動之外，我們並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否認馬克思主義（比如，擯除共產黨人的主張）將等同於掘了歷史理性的祖墳，在此之後，剩下的就只有「空想和冒險」了。
這是歷史論證的經典表述。如同其他有影響力的論證一樣，它實在是非常簡單。它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意象——一個既可理解又可操控的人類歷史——並將其牢牢嵌入梅洛-龐蒂自己的當代法國哲學的版本之中。這一表述起初是為了回應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它以30年代的莫斯科審判秀，尤其是布哈林為對象，但它卻具有普適性。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布哈林及其黨羽是否有罪，也不在於他們的審判是否受到了操弄，以及審判他們的借口是否可信。重要的是，賦予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歷史以意義的這種壓倒一切的必要性。既然在梅洛-龐蒂的哲學中，這一意義無法得自先天的公設，那麼它只能憑藉事實得到保證。因而，人類的經歷只能依據可能的結果來評判其價值。如果缺乏對可能結果事先確認的手段，個體必須基於投機做出選擇。
如是言之，布哈林也許後來被證明是對的，而他的公訴人是錯的，是極為可能的。真理和謬誤、對與錯、正義和非正義間的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更像是一種過程甚至是時間序列的產物。布哈林在受審之前是一位工人運動的領袖；在其定罪之後，他成了同一個運動的背叛者。既然這一差別取決於自我賦予權威的運動本身，唯一相關的問題就只是那個權威的合法性問題。除非歷史以別的方式顯現自身，否則合法性就完全依賴於個人對歷史目的的判斷以及他在這一共產主義者理想的願景中所要承擔的角色。再一次地，個體以人類需求的名義對未來下注。因為無目的的歷史是無法想像的，賭注因而就被下在了最佳的可行性計算上，而這也是唯一一種與更高的人類視野相容的計算。
加繆在對這一論證的概述和批評中提到，「對歷史的責任豁免了對人類本身的責任之一」。 確實如此，但是它忽略了梅洛-龐蒂穿插在其論證中的基本歧義。梅洛-龐蒂理所當然地認為歷史理性是一個謎（這也是他與最複雜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差異之一）。他承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