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他們先絞死一個人，然後再判他有罪。
——莫里哀
到20世紀40年代末，有關斯大林及其體制統治之下的生活狀況已經廣為人知。事實上，從30年代中期開始，關於蘇聯的新聞和揭密就持續不斷地傳來；到了戰後，鎮壓新歐洲衛星國的消息就變得愈發完整。私人回憶、報道和半官方的默認為勞改營、大規模驅逐和政治審判背後的真相提供了大量的細節。 早在1935年，德尼·德·魯熱蒙曾在巴黎與親蘇維埃的文人交談，他就已經詫異於前者準備好承認蘇聯勞改營的存在，並以部分的「歷史辯證法」為借口為之開脫，要不然就將其視為對這樣一種「偉大和美妙的理念」所做的必要的犧牲。 40年代末不斷被揭露的真相，甚至不用提更晚的一輩人所知道的真相，之所以在一些人眼中被當作是新聞，僅僅是因為他們第一次選擇去了解那段歷史。
正是在這樣一種對於令人不安的資料的複雜情緒當中，1936年至1938年間的莫斯科公審得到了長久的高度關注。甚至在阿瑟·庫斯勒的暢銷書《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面世之前，人們已經對那些令人不適和毛骨悚然的審判片段有所耳聞。它們中的大多數只是被西方知識分子當作一種特殊的、稍顯滑稽的集體鞭策的練習。荒謬的源源不斷的認罪［1937年的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是個特例，作為蘇聯的犧牲品中的一個主要角色，他甚至撤回了被要求的供詞中的一部分］僅僅能夠說服那些最赤裸裸的卑躬屈膝者。阿拉貢在1937年的《公社》（une）中寫道：「宣稱這些人是清白的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一種希特勒式的論點。」 正常的反應應該像是馬爾羅那樣的，他並沒有試圖用司法的或者道德的理由為審判粉飾門面，儘管如此，他仍然強調說：「正如宗教法庭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基督教的尊嚴，莫斯科公審基本上也不會降低共產黨的威嚴。」 然而，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寬容：安德烈·布勒東公開指責莫斯科公審是一個騙局；埃馬紐埃爾·穆尼埃在《周五報》（Vendredi）上寫道，即便對於他這樣一個明確想要遠離任何政治體系的人而言，這也是一個不可原諒的恥辱。
在某種程度上，莫斯科所犯下的罪惡被西方知識分子有意掩蓋了，因為後者想要維繫30年代對抗法西斯主義行動的統一性。然後他們就忘掉了在那之後的戰爭和德佔時期的極度混亂。當1945年蘇聯以同盟國勝利者的身份出現，它過去的罪惡早被一筆勾銷了。那些之後被看作是共產黨制度缺陷的特點——恐怖、暴力等——在當時被寬容地視為建立新世界所要經歷的陣痛。無論如何，斯大林已經解散了第三國際，擊敗了希特勒，因而有理由以各地的共產黨組織為中介，在當地的國內抵抗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對於許多觀察家來說，斯大林主義的最壞年代似乎已經過去了。
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因此在心理上並沒有對1947—1953年間發生在中歐和東歐的突然鎮壓的事件做好準備。雖然普通民眾的日常遭遇大部分並不為西方人所知，一系列公審和公訴證據確是醒目地佔據了那些年的世界新聞頭條。它由三個不同的階段組成。從1944年至保加利亞對尼古拉·佩特科夫的審判（1947年8月），共產黨人始終致力於奪權，即便他們在力量對比中明顯佔了上風。他們在波蘭報復那些非共產黨的抵抗運動 ，在肅清戰時通敵者的過程中承擔了異常突出的角色，並且騷擾和詆毀其他政治運動中的政治人物。對於大多數此類事件，西方並沒有做出回應，因為它似乎不僅看上去像是一場值得推崇的戰後社會變革中的一部分，而且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也跟那些年西方世界正在進行的肅清和重新洗牌頗為類似。直到佩特科夫被審判和處決（1947年9月23日），黨外的西方評論員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佩特科夫曾為保加利亞農民國家聯盟的領袖，他因同情左派、主張社會變革而著名。以反國家的「預謀犯罪」的罪名對其提起公訴和定罪是公開的犬儒主義，預示了共產黨策略的重要調整。
第二個階段是在佩特科夫死後不久就展開的東歐斯大林主義化的運動，以1947年9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成立、幾個月之後鐵托和斯大林的決裂為標誌性事件，在1949年9月在布達佩斯對拉斯洛·拉依克（László Rajk）的政治審判中達到了高潮。重點不再是非共產黨人的政治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被從辦公室甚至是從他們的祖國中驅逐出去了，而是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人自己，或者說那些被斯大林視為反對者的男人和女人們。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進行了一系列的血腥清洗，以1949年的5月至6月間逮捕、審判到處決科奇·佐澤（Koci Xoxe）為起始。在匈牙利對拉依克的審判標誌著政治審判強度的減弱，他是31名接連受審的人當中的第一例，對所有人的審判都是以非公開的形式進行的（對拉依克的審判是個例外，它被廣泛宣傳，並且向匈牙利民眾現場直播）。除此之外，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當局繼續起訴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內的教會領袖，對他們實施了連續不斷的司法迫害，其中以1949年2月對紅衣主教明森蒂（Miy）的審判最為有名。
在這第二階段當中，東歐恐怖行動的重點在於那些受到了鐵托主義異端邪說影響的或者易於被影響的國家——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第三階段在斯大林死後又持續了大約一年時間，重點則轉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較小程度上地，羅馬尼亞、波蘭，雖然波蘭也遭遇了一些列國內的鎮壓運動，但是擺樣子公審卻從未發生，審判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的計畫已經制訂，卻從未得到實施。從很多方面來看，波蘭的處境都是獨一無二的，那裡的政治迫害，即便已經夠惡劣的了，卻也沒有達到過蘇維埃陣營的其他國家那樣的規模和程度。與此相反，在捷克斯洛伐克，癲狂和恐怖的程度在蘇維埃籠罩下的歐洲無出其右。
捷共直到1948年2月才奪取政權，這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事實上成了該地區最後一個戰後政權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國家。自此之後，捷克人以一種延遲的和超現實的方式，經歷了跟他們的匈牙利及其他鄰居一樣的事情。數以百計的牧師和非共產黨的政治人物被審判、被關押，其中的一些被執行了死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對米拉達·霍拉科娃（Milada Horáková）的審判，1950年死在審判秀之後的社會主義領袖，被指控是「陰謀叛國的領袖」之一。為了彌補錯失的時間，且想要擺脫蘇聯眼中其親西方的和溫和的面貌，捷克人在1950—1951年間大約對黨內接近20萬黨員進行了清洗，並緊接著在1951—1952年間接連逮捕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最後，是血腥的痙攣，捷共領導層和它的蘇維埃顧問在1952年11月謀划了對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ý）和其他13人的審判。審判以直播的方式進行，持續了僅僅一周，最終判決處決被告中的3人。捷克案例的特殊性在於其名聲顯赫的被告（斯蘭斯基直到審判前仍然是捷共的總書記），其對猶太人的明顯歧視——14人中的11人是猶太人，以及在之後幾年，捷克和斯洛伐克進行的大規模的和持續性的迫害運動。
羅馬尼亞所發生的一切與捷克類似，到1954年也有一連串的對身處國外的共產黨領袖的審判；同年4月，盧克萊修·帕特拉斯加努（Lucretiu Patrasu）被提起訴訟。然而與捷克不同的是，羅馬尼亞的受害者（雖然很多是猶太人）並不因其種族起源或者假想的猶太復國主義而受到迫害；他們中最出名的一些，比如前共產黨領袖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並未被處死。因而，儘管羅馬尼亞的審判仍然表現出旨在重新洗牌的國內鬥爭的嚴酷性，也不管法國傳統上對羅馬尼亞抱有多大的興趣，羅馬尼亞的事件由於缺少捷克大戲的新聞價值，因而並沒有在巴黎引起熱議。
有必要對東歐審判秀的政治生態和病理進行單獨的研究。 我們這裡所提供的一種簡單的說明只是為了給後續討論提供一個參照，並指出它在當時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這些事件同步於戰後巴黎激進知識分子的活躍期，同時也因為它們提醒人們關注其他來自蘇維埃陣營的消息，尤其是圍繞著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ko，1949年1月）和戴維·魯塞（1950年11月——1951年1月）的誹謗訴訟的討論，使得斯大林主義「集中營」真相逐漸清晰。 為了理解它們的重要性及其對西方意識造成的特殊影響，有必要就這些審判的本質和目的多說幾句。
我們已經指出了兩種重要的區分，對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的迫害區別於在共產黨受害者階級內部的迫害，以及對那些不同意對鐵托主義進行肅清的人的迫害，亦不同於50年代早期對成為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