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運動使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抱持不滿，不管是對人還是對社會制度。
——克洛德·布爾代
「維希併發症」已為人所熟知。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它的分身（doppelgänger），抵抗運動的併發症。「二戰」後，它使得每一個人都相信：除了極少一部分人，大多數的法國民眾都沒有參與抵抗運動或對其產生過同情。共產主義者、戴高樂主義者和維希分子都有興趣支持這一觀點。到40年代末期，在逐漸去魅的第四共和國當中，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情感，即批判抵抗主義，蔑視整個戰時的經歷。這種情感由被稱為「異化的」非政治化的新一代文人所發起，這種對英雄主義神話和奉獻的棄絕，之所以能夠獲得市場和信任，原因在於真誠的前一代的抵抗者，比如莫里亞克、波揚和加繆，對抵抗運動的重要性以1944年勝利方取得的勢力的實際效用的誇張說法所持的懷疑態度。1958年以後，隨著戴高樂主義者的重新掌權，一種修正了的抵抗主義（résistantialisme）再一次成為了正統，總統和他主導的運動重新獲得了一種全國性和回溯性的合法性。自那時起，對該主題的討論融合了一定程度上的歷史視角，加入了時間的維度，並且有了研究那個時代的新一代的職業歷史學家的參與。然而，法國的抵抗運動本身的歷史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對維希時期的解構的、概要式的研究之間，還是不存在什麼可比性。關於這個主題的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儘管含混，卻仍然呼應著官方早先的說法，即認為戰時大部分是由民族抵抗運動和它所激起的鎮壓所構成。
戰後初期有人提出，參與抵抗運動的雖然是少部分人，但是「民眾中的大多數」是支持並起輔助作用的，他們內心都希望德國失敗。只有拉瓦爾（Laval）、貝當以及他們的親信不這麼想或這麼行動。這是官方的共產黨人的立場。 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戴高樂主義者的支持，後者認為，抵抗運動是一個忠誠於自己的歷史傳統的民族的自然反應；1944年夏天的「起義」，被視為「在規模上超過我們歷史上任何一次類似起義的人民浪潮」。 儘管從一開始，就有人認為，抵抗運動曾是多麼弱小和孤立， 他們的聲音被淹沒在一片互相吹捧的合唱聲中。在1945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路易·帕羅（Louis Parrot）將大談阿拉貢和他的妻子埃爾莎·特里奧萊（Elsa Triolet）的「純英雄主義」，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的「無畏的勇氣」，以及巧妙地進行著「危險遊戲」的讓-保羅·薩特，在德佔時期面對當局開展的「公開的秘密活動」。這當然是些胡言亂語，但至少是眾人的胡言亂語：所有人都是好的。
為了以這種方式將維希政權拋在腦後，戰後法國訴諸一種奇怪的自我誘導式的記憶缺失；打個比方說，奇怪是因為它完全是在日光下、當著所有人所共知的真相的面發生的。一方面，法國努力洗清自己與最顯而易見的德佔期合作者的干係；另一方面，又將民眾的漠然或者模稜兩可的態度忘得一乾二淨。最後一分鐘才起來抵抗的人們，那些直至1941年7月仍在公開吹捧合作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那些突然在戴高樂身上發現了之前他們所稱頌的貝當身上所具有的美德的作家，儘管各唱各的調，卻都被迎進了抵抗運動的大家庭［如保羅·克洛代爾（Paul Claudel），1944年他為戴高樂所作的讚美詩和他兩年前為貝當所作的詩如出一轍］。早在戰爭結束前，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就曾提出，真正的貝當主義者好過偽自由鬥士，然而這一看法卻被人忽略了。 之後，隨著冷戰的興起，人們對尋求信任狀投入了更大的熱情；只是到那時，尋找信任狀的人們的動機在他們的對手眼中已經變得可疑了。艾田蒲（Étiemble）偏好對公開宣稱支持新納粹的呂西安·勒巴泰（Lu Rebatet）進行批判，並稱之為「斯大林——納粹的克洛德·羅阿」，這一批判現在聽上去更像是50年代意識形態鬥爭中的一場小規模衝突，而非10年前為了尋求關於同盟的真相的真誠努力。
這場「鎮壓記憶的練習」 成功地重建了整個民族的信用狀，卻為戰後生活注入了自欺的元素。抵抗主義者（résistantialiste）對1940年的描述——它出自一群敗壞的小部分人之手，是已死的和絕望的政治精英的叛國者行徑——不僅要求知識分子群體來一場集體的記憶缺失（那麼，究竟是什麼激發了知識分子滿懷希望地聚集在依泉？），而且要求他們向國內傳播一種對新近歷史的站不住腳且不太可信的解釋。這也是導致抵抗運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壞了名聲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們選擇相信加繆，那麼到1951年，抵抗運動就只剩下「嘲弄的笑聲」。 可以理解的是，對抵抗運動的虛構離不開共產黨人的孜孜不倦；1948年之後，反共產主義者和對抵抗運動持懷疑態度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合二為一。那些沒有公開進行嘲諷的人也至少懷著矛盾的心理。1949年之後一連串的特赦為他們的歷史列車新增了一些反映維希時期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急於為過去辯護，並要求重新加入政治國家，然而，可以預見的反衝卻只帶來了懷疑主義和徹底的拒斥。對波揚而言，與抵抗運動保持一致，到那時，已經無關乎榮耀，而只剩尷尬了。
共產黨人的誇張措辭清晰地將黨派知識分子和非黨知識分子群體區分開來，然而這一區分只是量上的，而非質上的。像克洛德·摩根（Claude Man）或者喬治·科尼奧（Gees iot）那樣的共產黨人不懈地調用著抵抗運動的情結：不僅是要麼你支持我們，要麼就反對，而且還是，如果你不與我們同行，就是同資本的力量「同流合污」，「背離」大眾。 批判共產黨就是與一連串的自托洛斯基經過雅克·多里奧（Jacques Doriot）和馬塞爾·吉東（Marcel Gitton），一直到貝當（往後還有1948年的鐵托）的敵人為伍。聲稱肩負著延續抵抗運動的職責，繼承了與民族主義右派相結合的沙文主義者的花言巧語，共產黨的文人們向他們的受眾展示了一種不提供道德或政治庇護的語言。技術上說，這沒什麼新奇的。早在1927年，萊昂·布魯姆就已經對列寧的演講中表現出來的越來越多憤世嫉俗的宣誓和情緒的操弄提出過警告。 改變了的是受眾的狀況，他們善於接受且易被影響。
法國戰後知識分子共同體的脆弱性是特殊的現象，其根源不在於戰時的經歷，而更多地來自從中繼承而來的辭彙和道德語言。抵抗運動時期無休止的冗長而枯燥的陳述被與更新、凈化和鬥爭聯繫起來，形成了一張由共產黨人靈活操弄的語言符號的網路；隨著技巧的成熟，激進的政治辭彙逐漸被替換成了對革命的召喚。尋求真實的改變，當時的知識分子必須藉助一個標誌性的變化才能自我滿足。戰後知識分子交流的詞庫由意義交疊的六個比喻構成，它們被用以塑形和描述所有的戰後事態，以及向個體提供的選擇。
首先是暴力（violence）一詞。所有與當時的思想者自身相關的事物都以鬥爭的形式出現——「為和平而戰」，「決定性地行動」的必要，將歷史經驗以勝敗做出區分。這樣的遣詞方式有它的歷史，它根植於將政治區隔的結局等同於恐怖和死亡的理解。在20世紀30年代，個體和集體的暴力修辭學大部分是由右翼知識分子獨佔的，但是我們已經指出莫拉斯這樣的右派對後來的左翼思想家產生的影響。戰爭和抵抗運動做了餘下的事情，它們使得很多後來者，特別是年輕的作家，只能以一種新的軍事措辭來思考政治生活——攻擊、戰爭、運動、與群眾的聯繫以及其他。 假使斯大林主義是充滿誘惑性的，那麼這一效果是通過細緻入微的准軍事性的策略性語言的誘導和辯證法的魅力實現的。 左派的極權主義，與早先的右派的極權主義相似，皆與暴力、權力和控制相關，並且它們之所以有吸引力不是因為極權主義本身，而是因為其種種特徵。
對誘導和控制的關注引導我們進入第二個範疇，性（sexual），它在現代知識分子修辭學中幾乎和同性戀齊名。通常情況下，這類事物往往被認為同美學右派聯繫在一起：尤其是巴西拉奇，他迷醉於紐倫堡集會 上青年男子們的精彩表現。然而性意象亦廣泛體現於戰後左派的話語當中。共產黨人同樣長於此道。在克洛德·摩根早期的戰後小說《男人的印記》（La Marque de l''homme）中，通過准合作者（女性）受到吸引並臣服於（德國）魅力的誘惑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一種合作的狀態，它類似於女性被限制於並沉溺於佔領者的強大的男性吸引力。這種將與法西斯德國合作和女性的性別聯繫在一起的看法，是那些年廣為傳播的神話。它不僅體現了民族積弱的集體意識，還有對個體的投射——比如女性。在共產黨人的觀點裡，它還有助於強調他們所希望強調的特殊的抵抗品質——同志友誼、男子氣概、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