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我們已經發現了歷史，並且宣稱，它不應被遺忘。
——莫里斯·梅洛-龐蒂
1940年至1944年，德佔時期和抵抗運動的經歷改變了法國知識界，加速了其內部地位和力量的變化。受到「一戰」消耗的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因為通敵、流放和死亡，地位不斷下降。然而這一判斷顯然也有例外。20世紀30年代之前便成為法國文學界核心人物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和讓·波揚（Jean Paulhan），在戰後至少10年的時間裡，仍然在知識分子和政治世界裡保持了他們的卓越地位。儘管早先的風格和影響力不再，喬治·貝爾納諾斯（Gees Bernanos）在戰時流放結束之後，在40年代的爭論中重新嶄露頭角。然而其他一些人——紀德、莫拉斯和他們的同代人——已經被超越了，他們的地位被具有非常不同的洞察力的新一代所替代。這並不意味著再沒有人去讀上一代知識權威的作品［直到1953年，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仍然是高師學生所推崇的作者］， 只是他們不再掌握公眾的主流話語權；他們不再能為知識界的交流設立標杆。
其實也不用過分誇大知識分子代際間存在的差異。畢竟馬爾羅只比我所書寫的那一代——薩特、阿隆和穆尼埃——早出生了4年。只是前者儘管相對於上一代的其他知識分子稍顯年輕，卻與比他大20歲的那些戰前知識分子沒有太大的差別；他曾經積极參与30年代的政治鬥爭，早在年輕的「不服從者」們登上歷史舞台之前就已經是一位文學巨匠。因此，「二戰」對於馬爾羅而言，並不標誌著政治覺醒或者道德的覺醒——事實也確實如此；大部分時間，他都舒適和安全地待在蔚藍海岸，坐等戰爭結束，直到相對較晚的時候，他才積極投身於抵抗。 最重要的是，馬爾羅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曾是哲學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然而他不但沒有被戰後革命的可能性所吸引，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一位堅定的戴高樂支持者。就憑這一點，儘管他的作品在讀者中長盛不衰，都使得他處於一個被主流知識分子世界邊緣化的境地；這一境況至少持續到了40年代末期，在那以後，雷蒙·阿隆和再晚一些的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成了他的同行者，儘管各自出於不同的理由。
往往是因為戰爭，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才會從一代到另一代不正常地迅速轉移；前者不僅奪取生命，還能導致公眾審美和關注點的轉變。類似的狀況同樣發生於普法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目睹了新的和年輕的文化引領者崛起的國家；比如在波蘭和匈牙利，納粹不僅消滅了原有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世界，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年輕的激進分子。而正是他們，極大地喚起了本國對共產主義和徹底的社會革命的熱情。 正因如此，戰後法國知識界的成型就必須從1940年說起。
從戰後名人的生平中，發掘出他們為何採取某個特殊的政治或者哲學立場的具體場景和動機並不太容易。如果站在1945年及之後的有利位置進行回溯，他們往往會將1940—1944年發生的事疊加成一個單一的經歷。隨著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發生，鬥爭的衝擊，牢獄之災，德佔時期和精神或者身體上的抵抗，他們意識到，在解放時期，他們戰前所關注的那些使得他們遠離政治介入和公共行動的思考已經具有了新的含義。對於像讓-保羅·薩特和莫里斯·梅洛-龐蒂那樣的人來說，哲學洞見先於政治選擇；而對於穆尼埃和他的基督教夥伴那些人來說，政治選擇就是——或者看似是——他們早期對兩次大戰間的社會的一種思想批判的自然推演。很少有人願意承認，不是在1940年的當下，而是在那之後的日子中，人們才學到了教訓。知識分子的抵抗和隨之而來的歷史的自我意識，並非於1940年，而是直到1945年才變得明晰，並且，在第三共和國衰落之前，實際有過一段短暫卻重要的，甚至是樂觀主義的幻想期。
那些試圖從法國的失敗中尋找積極意義的人們首先賦予了新政權一個意義，一個甚至高於德國軍隊所給予它的意義。1940年的事件沒有被簡單地看作是對失敗的共和國的報復，而是被塑造成為一個克服舊有的區隔和重塑法國的機會。出於或多或少真誠的意願，那些親維希政權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應對1940年擺在他們面前的機會的；這同樣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些之後轉而加入抵抗貝當和德國人的運動的人，最初會被幻想裹挾而行。
代表這種最初對戰敗的矛盾情緒的最好例子無外乎在依泉（Uriage）的短暫經歷，之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出於最善意的目的。在那裡，法國人第一次嘗試建立一個培養新的道德和政治精英的基地，而它的內容概要為世人所熟知。 1940年的秋天，懷揣著建立一個新的具有表率性的共同體的野心，一群人聚集到一起，這個半童子營半大學校（grande école）性質的共同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對20世紀30年代初的觀念和態度做出了回應。這個群體主要由年輕一代的天主教徒——士兵、學者和教師——構成，課程設置和日常行為中主要體現了責任、等級和民族復興等理念。除此之外，還有對天主教復興的特彆強調；早在10年前，這一議題就已經和對資本主義以及後來不被悼念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穆尼埃和其他《精神》雜誌的作者是該團體早期的著名講習者，還有一些以後對第四和第五共和國產生重要影響的新一代人物，包括《世界報》（Le Monde）的創始者和總編于貝爾·波夫-梅里（Hubert Beuve-Méry），他將許多脫胎於依泉共同體的偽善的信念和一些理念帶到了他的新出版物中。
只存在了一年多的依泉實驗，其矛盾性體現在它對維希政權的態度。這個新政權和依泉的積極分子間確實存在某種共生的關係。這些不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左翼天主教徒（與其說他們是錯誤的，不如說他們是過時的更恰當一些），是唯一一個存活於1940年並具有明確的社會和文化認同且可被辨識的組織；穆尼埃和共產黨人都試圖在新政權下尋求得以繼續發行報紙雜誌的官方許可，這件事具有一定的意義——而穆尼埃獲得了這樣的許可。儘管後期，依泉內部日益增長的要求自由和道德的呼聲最終與維希當局產生了衝突，它早先所宣揚的民族精神重塑的議題曾呼應了官方所倡導的民族革命的語境。穆尼埃的德爾斐神諭式的概念「個人人格至上論」（personalism）所強調的價值——比如服務、領導階層、效率和共同體——被貝當身邊的一些高級官員真誠地應用於法國公眾生活。
這類語彙在世俗共同體和政治左翼那裡都得到了相同的呼應。畢竟萊昂·布魯姆對第三共和國精神上的殘缺以及他自己和他的黨派所應承擔的使命進行過類似的批判：《以人類的名義》一書的主題之一便是解放了的法國需要賦予自己一個更強大的行政管理權，使得它能夠擺脫埋葬共和國政府的傳統上的對管控和指導的厭惡。布魯姆這樣寫到，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代議機構使得民族陷於失敗的境地，他的觀點得到了眾多抵抗運動中崛起的年輕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支持。 由此，依泉小組實際上呼應了一種廣為傳播的情緒，據說也在短期內匯聚了眾多關注，包括民族革命中的左翼和正在勃興中的知識分子抵抗運動當中的溫和派。這一點可以從為依泉的領導者所青睞的各種讀物中可以看出來，不僅有普魯東的作品，還有莫拉斯的；此外，受到小組中另外一些人推崇的思想家還有馬克思、尼采和佩吉。任何對資產階級物質主義的批判都會受到歡迎，以各種議會形式出現的民主持續成為詛咒和嘲笑的對象。
依泉的知識分子和維希政權的最終分道揚鑣源於後者日益增長的與法西斯政權合作的姿態，亦有證據表明，民族革命只是一個假象，它越來越表現出迫害、獨裁和復仇那諷刺的一面。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尚未放棄在法西斯主義和自由民主之外尋找第三條道路的希望。到了1941年2月，《精神》雜誌的文章已經受到了嚴厲的審查；一些依泉最初的活動分子都轉入地下，埃馬紐埃爾·穆尼埃開始筆伐新近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結合了天主教元素的抵抗運動最終匯入了人民共和運動（Mouvement républi populaire，簡稱MRP）］，因為後者過分強調了民主。在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將「維護民主」視為復興的關鍵或是矛盾的焦點（the masthead of opposition）是「缺乏創造性和僵化的」。 自那時起直到1950年他去世之時，穆尼埃對人民共和運動及其理念皆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他期望追求一種更高層面的道德復興，而不是下降到民主政治鬥爭的層面，否則就意味著重回共和主義的老路上去了。
在穆尼埃的非天主教信徒的同代人眼中，維希早先的統治幾乎未給法國帶來變化和民族復興的希望，但是他們確實和依泉的人們有著同樣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