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對沒落法國的絕望中度過了30年代……事實上，法蘭西已不復存在了。它只存在於法國人相互間的仇視當中。
——雷蒙·阿隆
據說，第三共和國是在一片嫌惡聲中退出歷史舞台的。幾乎很少有人曾在1940年7月認真地想要為其辯護，它就這樣未被悼念就消亡了。最近有學者提出，這樣一種籠統的判斷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見，因而需要進一步得到澄清，但是至少在法國知識界，對共和國及其價值的漠然證明了這一判斷的正確 。親共人士從「人民陣線」的妥協中幡然醒悟，因為後者先是拒絕介入西班牙境內由納粹支持的叛亂，又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出台後，於1939年8月徹底改變了黨派的初衷。曾在1936年滿懷希望的社會主義者們同樣經歷了某種信念的喪失，除了上述原因外，社會主義團體內部已經分裂為持和平主義觀點和對德國擴張持批評態度的兩個派別。對於右派陣營而言，1936年的工人大罷工 讓他們感到害怕和厭惡，保守派和反動派因而更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共產主義、反共和主義，以及甚至更為堅定和激進的反猶主義同盟。罕有「居中」的知識分子。那些小部分捍衛共和、反抗納粹主義的人，全然不是為了維護第三共和國及其缺陷，而是為了他們往昔的共和理念，可以說，他們多半不再認同這個政體和制度形式了。
共和國已經墮落了，它所代表的那個世界已經無可救藥，這種觀念深入人心。1932年，年輕的埃馬紐埃爾·穆尼埃在他的新雜誌《精神》（Esprit）的發刊詞上這樣寫道：「現代世界已經徹底腐化了，要想讓新枝抽芽，整個腐爛的大廈都必須被擊碎。」 對於穆尼埃來說，這個比喻首先是對某種情感的回應——對第三共和國晚期憤世嫉俗的世故的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厭惡；它絲毫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場，在最初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同樣是在美學意義上的）眉來眼去之後，他轉而堅定地反對納粹主義，並成為慕尼黑協定的批判者。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所設想的以替代共和國亂象的漸進的公社性質的政治架構（穆尼埃和他的同時代人對現代性抱持某種杜爾凱姆式的懷疑，即便這些懷疑都是基於不同的出發點）使得他和他的《精神》雜誌的同僚們不斷對現代民主進行批判。「這個時代呼喚一些新的精英，他們能夠領導並且革新一個已略顯疲態的民族。」
穆尼埃的觀點為同時代的許多人所共享，每個人都換上了自己的措辭。注意到極權系統的誘惑力，德尼·德·魯熱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1938年的《日誌》（Journal）中如此反思道：
對於那些首先意識到極權主義危害的知識分子（或左或右）而言，首要的不是『加入』某種反法西斯陣營，而是去攻擊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得以成長的土壤——自由主義的思想。
這是一種具有典型性的回答——法西斯主義或許是最為迫近的威脅，然而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敵人。雖然穆尼埃和德·魯日蒙都是左翼知識分子（按照20世紀30年代的分類方法），他們的想法也得到了右翼知識分子的認同。讓-皮埃爾·馬克桑斯（Jean-Pierre Maxence）同樣表達了對民主法國這個世俗世界的厭惡，「當歐洲的大部分國家都開始了新的征程並邁向偉大，我們的領導者們卻引領著人民將法國變成了一個保險公司。」 總而言之，當代法國知識分子對於法國狀況的態度就正如德里歐·拉·羅舍爾（Drieu la Rochelle，一位同時受到左翼和右翼敬重的作家）所說的那樣，「如今，愛法國的唯一方式就是恨其現在的樣子」。
與30年代間相隔了「二戰」和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維希法國，我們很容易就低估了右翼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訴求。比如像《老實人》（dide）那樣的政治周刊（其鼎盛期銷量曾達33.9萬份）擁有龐大的讀者群。日報《法蘭西行動》（A Française）曾有過10萬份的銷量，而它擁有的實際讀者群遠大於這個數字。《法蘭西行動》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小覷，他對當代年輕知識分子的影響甚至可比肩10年後的薩特。就當代對共和制的疏離，莫拉斯的特殊貢獻在於「他之於對手的激烈的輕蔑態度」 ，自此，整整一代作家對於民主政治的妥協性所持的激進的厭惡感，成為尋常之事。同戰後的年月中的共產黨一樣，莫拉斯和他領導的運動通過黨派的轉門吸納了數目驚人的後來持不同政見的作家。《精神》雜誌的供稿人，後來成為其編輯的讓-瑪利·多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在20多年後承認自己受到了30年代法西斯氛圍的影響（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話說，「以一種強烈的、幼稚的方式」），並且，他遠非特例。
右翼知識分子對1940年法國的淪陷持「幸災樂禍」的態度，而這一態度也在絕非右翼的民眾中得到了默認。對於大部分天主教徒而言，1940年如果不是一種對過去三代的罪惡的懲罰，至少也是個應得的悲劇；他們不對共和國的所作所為和不幸承擔責任，因為後者曾花費時間和精力試圖將他們驅逐。然而，即便是對於他們往昔的對手而言，這一事件同樣具有補償意義；這是一種半受歡迎的天啟，以一種災難的方式將他們從不再想維護的政治和道德體系中解放了出來。左派和右派都厭倦了不溫不火，他們皆被一種打碎平庸、暴力解放的觀念所吸引。 羅貝爾·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曾在20世紀30年代為極右翼的報紙寫過尖刻粗鄙的專欄，並常常對極左派釋放勉為其難的善意，在法國光復後被當作知識分子通敵的典型而處以極刑。雖然他本人被法西斯主義所吸引，對莫斯科對於他對手而言的吸引力亦能感同身受；正如他以1940年的視角反思兩次大戰間的年月時所說的那樣，「在那個時代，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國外，以尋求……警示和榜樣」。 這種憤憤不平的、反資本主義的反動知識分子論調，回應甚至激勵了當代的改革派；羅舍爾的《吉勒》（Gilles）對法國舊有統治階級所投射的「噁心」與薩特《噁心》小說中的主人公洛根丁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種交叉，這種左和右兩個極端之間的觀點交互並不始於20世紀30年代。普魯東和佩吉（Péguy）之所以成為工團主義左派和新保皇右派的代表，是因為二人皆以各自的方式說出了被前幾代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議會共和主義的局限和挫敗。 在20世紀20年代，儘管最後表明是種失敗的嘗試，喬治·瓦盧瓦（Gees Valois）已經試圖通過抨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及議會制的運動，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整合起來，保羅·尼贊便是最早受其吸引的人之一。早在「一戰」前，愛德華·伯思（Édouard Berth）在《知識分子的惡行》（Les Méfaits des intellectuels）中就曾提議建立過某種為反抗民主、「爭取現代世界的解放和維護拉丁後裔的崇高」的左右聯盟。 差別僅在於，1932年以後，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僅吸納了這些觀點，而且致力於賦予其實質形式和綱領性內容。
那一代人在現在的歷史文獻中，被奉為20世紀30年代不與親納粹政權同流合污的典範，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心境和視野。 只是關於這代人的思想到底有多少原創性之問題尚待考察——當時身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尼贊，將他們形容為忙於從一知半解的「晦澀外國哲學思潮」 中精鍊思想的中產精英。然而無論這一代人在政治或者哲學思索中的貢獻有多膚淺，它們也確實代表了民眾的普遍想法：對復興的渴求，對新事物的盼望和對重拾信心的期待。1930年至1934年間，書籍、宣傳冊、俱樂部、規劃、報紙等大為興盛，亦有許多由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女組成的各種圈子；他們中有些來自右翼，有些來自左翼［比如，「建設性的革命」和「計畫」團體分屬於社會黨和法國總工會（CGT）］，但大都堅稱對現存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團體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很少有運動或期刊能長久存活下來，大部分在30年代初就已消亡（《精神》是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外），並且，在此期間發表的大多數文章既無甚價值，實際上也沒有很大的讀者群。各團體之間確實存在著差異（在那時這些差異表現得並不十分明顯）：穆尼埃和他的圈子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反資產階級的道德，而其他人則致力於抨擊資本主義，並為民族的復興設計替代的社會和經濟的方針。然而，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某個不同語境里）所說，他們的理念都是乍看合理卻又經不起推敲的 ：整個民族都處於危險的境地，唯有大規模的變革才能拯救。這一境地被認為嵌套於共和國和民主的外殼之中，或者在某種程度上說就脫胎於這個外殼，後者所強調的個人權利是以犧牲集體利益和責任為代價的。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