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觀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終，但是無論何種情況，流血的總是他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如此隨意地談論所有事情。
——阿爾貝·加繆
在1944年法國光復之後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國知識分子、文人和藝術家都被捲入了共產主義的旋渦。指出這一點，並不意味著他們都成了共產主義者；其中的大部分人並非如此。誠然，那時許多法國傑出的知識分子同現在一樣，並沒有正式的政治歸屬，他們中最重要的一些人無疑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雷蒙·阿隆只是眾多最出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但是共產主義的議題——它的行為、意義，它對未來的主張——佔據了戰後法國的政治和哲學對話。人們對國內外共產黨人的行為的看法塑型了公共討論的術語，並且當時法國的大多數問題也都是在共產黨人及其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政治和倫理立場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
這種情況並非沒有先例。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曾有過類似的關注，並且他們會繼續這麼做，至少對於其中的某些人而言，這種狀況要一直延續至70年代早期。但是1944年至1956年仍然是特別的。維希政權的插曲取消了右派知識分子的合法地位（這一群體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文化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戰時的經歷和抵抗運動使得左派在語言而非行動上變得激進。1956年以後，人們的注意力逐漸從國內和歐洲的激進主義轉向在歐洲以外的國家興起的反殖民運動，並且，在赫魯曉夫1956年2月的秘密報告中，這一共產主義世界的領袖抨擊了斯大林時代的問題和缺陷，也點燃了懷疑和幡然醒悟。「二戰」以後的10年間，左翼陣營的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訴求幾乎處於壟斷地位，其重要性體現為大多數法國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並熱烈地維護共產主義，這一現象是獨一無二的。
除此之外，也正是在這10年當中，蘇維埃社會由最初在遙遠的異域的邊境線以內，延伸至之前被稱作中歐的地區。列寧的革命及其斯大林式的展開曾被視為一片遙遠大陸的特有現象，人民民主卻一步步將共產主義原封不動地帶到了近處。戰後在布達佩斯、華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權，通過與之相伴而來的鎮壓、迫害和社會暴動，將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道德困境帶入到了西方知識分子議事的中心位置。如果我們可以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斯大林的受害者在集體化、政治清洗和大規模人口遷移中的遭遇歸咎於一個倒退的、從歷史觀上說屬於野蠻社會的現代化和革命的創傷，在戰後的東歐，我們卻不能這樣評論斯大林主義，因為，為共產主義辯護，其引申義是為作為一種人類解放教義的馬克思主義辯護，相應地就意味著去承認，人類巨大的犧牲是以歷史和自由的名義做出並得到解釋的。
本書所要探討的，就是這些辯護與隨之而來的理念，還有那些在1944年至1956年間擁抱它們的男男女女。這不是一個關於共產黨知識分子的專門性研究，除了順帶談到一些之外，也不是關於共產主義者的語言和行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國知識分子，一些傑出，一些則默默無聞，一些是共產主義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著付出沉重的道德代價之時，他們都尋求「投身」於進步的一方。從20世紀最後幾年的特殊視角看法國知識分子對這些事件的回應，他們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諾的方式，他們在為當時的斯大林主義辯護和正名時所採用的術語都看似奇怪而遙遠，那些政治和文化領域所產生的迴響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大相徑庭。
的確，對於任何足夠久遠的社會而言，這一點都能成立，不管是從風格上還是從時空上而言。然而，那個時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們仍然擁有一種驚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們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在1949年寫下的那些話，他將彼時對匈牙利審判秀的辯護描述為「靈魂的下作」。 我們能夠回應它們的原因之一在於，那時的一些作品仍與我們同在；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筆下，他們是法國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說家、哲學家、劇作家……以及道德家。他們的聲譽也許隨著時間黯淡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在讀到他們對暴力、人類苦難和痛苦的道德選擇的無動於衷時，我們的不適感就能消失。
這些事件並未被忽略，至少在法國是這樣。在索爾仁尼琴和柬埔寨之後，法國社會普遍將關注點投向法國知識分子和他們之前與馬克思主義的曖昧關係。事實也確是如此，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一個關注主題就是前一代法國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失當。畢竟索爾仁尼琴並不是第一個細緻描寫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圖爾·倫敦（Artur London）再一次敘述了50年代的捷克審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魯曉夫自己。而在此之前，還有40年代的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ko）和戴維·魯塞（David Rousset），他們詳細揭露了「集中營」的運作方式。比他們更早的，是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和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而在他們之前，還有大量關於蘇維埃經歷的回憶錄和分析資料。在這些書面證據面前，尚不必提及親歷者的證言，智慧的人類如何能一廂情願地將共產主義視為未來的希望，並將斯大林看作是給出歷史謎題答案的那個人？在「二戰」過去20年之後，在其祖國的政治迫害過去十幾年之後斯洛伐克猶太人約，·朗格爾（Jo Langer）驚詫於她在巴黎的經歷；她所面對的是對其經歷的否認，對歷史證據的視而不見，以及對放棄正統的革新論神話和烏托邦的拒絕。在這裡，被困在時間艙里的，是被認為早該消亡的物種：「法國左派知識分子」（les intellectuels-de-la-gauche-française）。
托馬斯·帕維爾（Thomas Pavel）恰如其分地將四五十年代發生在法國知識分子精英身上的狀況描述為「充耳不聞」。 要解釋這一失敗，僅僅承認和敘述問題的嚴重性是不夠的（雖然這是理解的必要前提，並且直到最近這類研究仍然相當不足）。然而，這似乎是迄今為止有關該主題大部分已有研究的有限的雄心。有三個原因可以解釋這一點，每一點都提示和框定了一條有關其主題的研究路徑。
首先，是掩蓋父輩罪惡的政治動機。1975年之後大規模出版的書籍常常是通過有選擇的引證試圖闡明，像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馬紐埃爾·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及其那些同代人的遲鈍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達佩斯遍體鱗傷之時，他們仍然擺弄著他們的存在主義困境。這很容易做到——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人和許多圍繞在他們周圍稍次要一些的人一道寫下並說了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蠢話。但是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缺陷。畢竟，了解「弒父」並不夠——你還必須理解他。否則，起碼你將很有可能犯下同他類似的錯誤。除非是從最粗淺的意義上說，這些並不能算作歷史作品，而更多的是人格詆毀的訓練。它們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以往的文化英雄會持如此愚蠢的看法，它們也不能幫助我們領會為什麼持如此觀點的他們會受到追捧，並仍然聲名顯赫、備受尊重。這類方法在解釋為何現代的評論家在很多時候會一度贊同他們現在所反對的那些人的觀點時，也存在著局限。
其次，這些年法國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巴黎知識分子的引人矚目的個人回憶錄和自傳。在這裡，由於很難收集作者自己早先的評論，這些作品時常會渲染作者本人切入該主題的方法，這就以另外一種方式造成了限制。它們很明顯會凸顯個人軌跡的與眾不同，並且，不同的作者，在學術含量和重要性上也參差不齊。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自己辯解，並宣誓對共產主義的某種政治效忠，這為他們的年輕時代增色，並仍然使得他們異於常人。這些回憶錄，尤其是那些正值盛年的男男女女的作品，都有一種很強的歷史感、情境感，同時在這些少壯派的文章中，政治和道德選擇的模稜兩可性也隨處可見。他們多半屬於「冷戰的那一代」，對他們而言，共產主義是「無法逃避的問題」。 他們問道，我如何——如果作為我自己並按照我現在所理解的那種方式去理解——會說過或者做過我筆下所描述的那些事？是什麼蒙蔽了我們的雙眼？我又是從何時開始並如何重見了光明？這類回憶錄中的一些對作者經歷的歷史性時刻做了上佳的分析——它們中最早的一部，出自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之手，從很多方面來說，現在仍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見，那些出自專業歷史學家的作品更長於高屋建瓴；他們在明裡暗裡歌頌這個時代的病態，在某種程度上都染上了不出聲響的歇斯底里症。
然而，我們依然有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