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來說，有一種適合其中等水平的可能的行動與思想。而一切更加雄心勃勃的事業都顯示出矛盾。「絕對」是無法達到之物，尤其是不能通過歷史而創造出來。政治不是宗教，否則它便是專橫的。社會如何確定「絕對」？也許每個人都在為大家追尋這個絕對。然而，社會與政治僅僅擔負起處理眾人的事情，使每個人都有閑暇與自由去從事這一共同的追尋。歷史於是不再是崇拜的對象，而僅僅成為一種機會，審慎的反抗會使這個機會產生出豐碩的果實。
勒內·夏爾令人驚異地寫道：「夢寐以求收穫，對歷史漠然置之，這是我的弓上的兩個頂端。」如果歷史歲月不是由收穫的時光組成，那麼歷史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殘酷的影子，人在其中沒有地位。誰若投身於這個歷史，則是投身於虛無，而自身反過來也成為虛無。然而，誰若獻身於他的生命的時光，他所保衛的房屋與世人的尊嚴，他便是獻身於大地並獲得收成，這樣便可重新播種和養活他人。最後，那些在需要的時刻會反抗歷史的人們，能推動歷史前進。這意味著無休止的緊張，正如一個詩人所說。但真正的生命存在於痛苦的心靈，它便是這種痛苦本身，是在光焰衝天的火山上翱翔的思想，是狂熱的公平與節制的不妥協性。在漫長的反抗活動的盡頭，響徹我們身邊的不是樂觀主義的口號，我們只有在極端不幸時會喊出這些口號，而是充滿勇氣與智慧的話語，它們就在大海附近，甚至是美德。
今天沒有任何智慧想要給以更多的東西。反抗孜孜不倦地與惡對抗，它只有勇往直前。人在自己身上控制會成為惡的一切，他在創造中修正可能會成為惡的一切。孩子們將來會不公正地死去，即使是在一個完美的社會。人竭盡全力所能夠做的，就是減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與苦難始終存在，它們不論受到什麼限制，都仍會不停地激起義憤。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喊出的「為什麼？」繼續在轟響，藝術與反抗只會與最後一個人一道死去。
無疑，人在強烈地追求一致性的願望中積累了一種惡，但另一種惡是這種無規則運動的起源。人面對這種惡，面對死亡，從心靈深處呼喊正義。歷史上的基督教對這種抗議惡的行動所作的回答不過是宣稱有天國，然後是永生。它要求人們去信仰。然而，苦難使希望與信仰消耗殆盡，它一直孤立無助，無道理可言。對苦難與死亡已麻木不仁的勞動群眾是沒有神明的群眾。從那時起，我們的位置就在他們旁邊，遠離了以前的與新的傳道大師。歷史上的基督教把根治歷史所遭受的惡與殺人推遲到遙遠的歷史之外。當代的唯物主義也認為可以回答所有的問題。然而，它作為歷史的僕人，擴大了歷史的殺人領域，同時對它聽之任之，除非留待將來，那時仍要求人們有信仰。對這兩種情況來說，人們都必須要等待。而在此期間，無辜的人不斷地死去。二十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惡的全部數量沒有減少。沒有任何救世主曾降臨大地，不論是神的還是革命的。非正義始終與一切苦難密不可分，即使在世人眼中是最值得遭受的苦難。普羅米修斯面對壓迫他的力量時的長久沉默一直在昭告世人。然而，普羅米修斯看到世人轉變了態度，在反對他、嘲笑他。他在人類的惡與命運、恐怖與專橫之間左右為難，所剩留的僅僅是反抗的力量，以此將仍然生存的人們從兇殺中拯救出來，而不屈服於那些辱罵的話語。
人們於是懂得，反抗不能離開一種奇特的愛。那些既不能在上帝那裡又不能在歷史中得到安息的人們，必定要為了那些與他們一樣不能生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即為了被侮辱的人們而活下去。最純潔的反抗運動於是贊同卡拉馬佐夫的呼喊：如果不能使所有的人都獲得拯救，一個人獲救又有何意義？這樣，天主教的囚徒被關在西班牙的黑牢，今天拒絕領聖餐，因為神甫們在某些牢獄中強迫囚徒這樣做。這些囚徒是被釘上十字架的無辜者僅有的證人，他們拒絕獲救，如果其代價是非正義與壓迫的話。這就是反抗的壯烈氣概，即毫不遲疑地獻出愛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絕非正義。其榮譽就在於對任何事情絕不算計得失，把一切都獻給現在的生活與活著的弟兄們。反抗就是這樣慷慨地對待將來的人們。對待未來所表現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於把一切獻給現在。
反抗由此證明它正是生命的運動本身，人們若否定反抗，就是放棄生活。其最純潔的呼喊每次都讓一個生命站立起來。它因而是愛與繁殖力，否則便什麼也不是。沒有榮譽的革命，工於算計的革命，它喜愛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愛。反抗一旦忘記了它慷慨大度的起源，聽任自己被仇恨所感染，便會否定生命，走上破壞之途，讓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的傢伙得勢。他們今天在歐洲所有的市場上願意獻身給任何奴役活動。反抗此時不復是反抗與革命，而成為仇恨與專制。於是，當革命以強權與歷史的名義變成殺人的瘋狂機器，一種新的反抗則以節制與生命的名義成為神聖的行動。我們現在處於這種困境。在黑暗的盡頭必然會出現光明，我們已預見到這一天。我們唯有鬥爭，使它早日來臨。我們所有的人越過虛無主義，在其廢墟上為人類的新生作準備，但幾乎無人知道這一點。
反抗並無解決一切問題之意，但至少能面對一切。從這時起，中午在歷史的運動中大放光芒。在光焰四周，黑暗的影子晃來晃去，旋即消失，有些盲人摸摸眼瞼，大喊這就是歷史。歐洲人被遺棄在黑暗中，離開那光芒四射的固定點。他們為了未來而忘掉現在，為了煙霧般的強權而忘掉人類的苦難，為了光輝的城邦而忘掉郊區的貧困，為了虛無縹緲的樂土而忘掉每天的正義之舉。他們對民眾的自由已失去希望，卻夢想人類的一種古怪的自由。他們拒絕孤單的死亡，稱呼不死為奇妙的集體垂危。他們不再相信現在的一切，不再相信世界與活著的人。歐洲的秘密是它不再熱愛生命。這些盲人幼稚地認為，熱愛生命中的一天即無異於為那個壓迫的世紀辯護，因而在世界的黑板上抹去歡樂，把歡樂推到以後享受。他們對限制不耐煩，拒絕自己的雙重存在，對生而為人感到失望，於是終於沉溺於不人道的放縱。他們否定了生命真正偉大之所在，因而拿他們自己的卓越之處進行賭博。由於缺少更好的追求，他們使自己神化，於是發生了不幸：這些神的眼睛瞎了。卡利亞耶夫及其全世界的弟兄們相反，拒絕這種神論，因為他們拋棄了製造死亡的無限權力，選擇了今天唯一的獨創法則：學會生存與死亡，為了成為人而拒絕成為神。他們以此作為我們的榜樣。
在思想的中午，反抗拒絕神化，以便共同鬥爭，承擔共同的命運。我們選擇了伊塔克島 ，忠誠的大地，大膽而樸素的思想，明智的行動，通達的人的慷慨大度。世界在光明中成為我們最初的也是最後的愛。我們的弟兄們與我們在同一個天空下呼吸，正義在發揮作用。於是歡樂湧現世間，有助於人們生存與死亡。我們拒絕將歡樂推遲到未來。在痛苦的大地上，歡樂是不倦的與眾不同的東西，苦澀的食物，從海上吹來的風，往昔的與新的曙光。在長久的戰鬥中，我們懷著它重新塑造這個時代的靈魂與一個不排斥任何東西的歐洲。這個歐洲不會排斥尼采這個幽靈，西方在崩潰後的十二年中仍去參拜他，把他視為最高的意識與虛無主義的形象。它不會排斥那位嚴肅的正義的預言家，他已安息在海格特墓地一群不信教的死者中間 。它不會排斥那位安眠在水晶棺中，被行動的人奉為神明的木乃伊 。它也不會排斥歐洲的智慧與能量不間斷地向一個苦難時代的驕傲所提供的任何東西。在1905年的犧牲之後，所有的人都可以再生，條件是他們懂得彼此修正對方的錯誤，懂得有一個界限在限制著他們。每個人都對別人說他不是上帝。浪漫主義在這裡終結。我們每個人要拉開弓經受考驗，在歷史中與反對歷史中征服他已經擁有的一切，收穫他的田地中貧瘠的莊稼與這片大地上短暫的愛，在這個時刻，在一個人終於誕生的時刻，應當捨棄幼年時代的瘋狂。弓張開了，木頭吱吱地響，在弓張開得最滿的時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剛勁的自由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