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了解這樣一種態度在當今世界上是否在政治上有所表現，只要提出傳統上被稱做革命工團主義者即易於答覆。這種工團主義真的有作用嗎？答案很簡單：正是它在一個世紀中驚人地改善了工人的條件，由每日工作十六小時減少到每周四十小時。意識形態的帝國使社會主義倒退，並破壞了工團主義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這是因為工團主義從具體的基礎即職業著手，屬於經濟範圍，而巴黎公社著手的屬於政治範圍，但專制獨裁的革命卻從學說著手，用武力讓真實進入其中。工團主義如同公社一樣，為了真實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權制。相反，二十世紀的革命聲稱要依靠經濟，然而它首先是政治與意識形態。它不能避免恐怖與對真實施加的暴力。不論其意圖為何，它是從絕對著手來塑造現實。反抗與之相反，依靠真實而在持久的戰鬥中走向真理。前者試圖從上往下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後者卻是由下而上地去實現。反抗絕非浪漫主義，相反站在真正的現實主義的一邊。它若想發動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應該是為了生命，而不是反對生命。正由於此，它首先所依靠的是最具體的現實，即職業與農村，萬物與人活生生的心靈在那裡顯示自己。對它來說，政治應該服從於這些真理。最後，當反抗推動歷史前進並減輕人的痛苦時，沒有運用恐怖手段，即使並非沒有使用暴力，而且是在最為不同的政治條件下完成的。
這個例子比其本身所顯示的能說明更多的問題。專制的革命戰勝工團主義的與自由主義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即失去它不能缺少的平衡力量，走向衰落。這個平衡力量，這種調節生活的思想，正是激勵著被稱做太陽思想的悠久傳統的那種力量。從希臘文化以來，大自然便由此而與變化取得平衡。第一國際時期，德國的社會主義不停地與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鬥爭，第一國際的歷史便是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地中海思想之間的鬥爭史 。公社與國家之間，具體的社會與絕對主義的社會之間、審慎的自由與合理的專制之間以及利他主義的個人主義與對群眾的奴役之間的對抗，再次表現了專制與過度行為之間悠久對立的種種矛盾，這種對立從古代世界便賦予西方歷史以生氣。二十世紀深深的衝突也許並不是歷史上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天主教政治之間的衝突，從某種方面說，它們二者是一致的，而是德意志夢想與地中海傳統之間、永恆的青春過分行為與成年人的力量之間、由知識與書本勾起的懷舊情緒與在生命過程中變得日益堅強的勇氣之間的衝突，最後是自然與歷史之間的衝突。然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方面是繼承者。在二十個世紀期間，起初以歷史上的神的名義，然後以神化的歷史的名義，對自然進行了徒勞的鬥爭。這場鬥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結束。無疑，基督教只有在吸收了希臘思想中所能吸收的一切才建立了教義。然而，當基督教教會消滅了它從地中海繼承的思想後，把重點放於歷史而損害了大自然，使哥特式戰勝了羅馬式。它摧毀了自身的界限，日益要求世俗的權力與歷史動力論。大自然不再是凝神觀照與讚美的對象，以後成為旨在改造它的行動的內容。調和的概念本來會成為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之所在，然而不是這種概念而是上述的傾向，在現代節節獲勝，與基督教本身相對立。上帝從這個歷史的世界被驅逐，而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時產生於純粹的征服行動，即專制。
然而，歷史的專制主義儘管節節取勝，卻始終不斷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著它們的秘密，在那裡，熾熱的陽光伴隨著智慧。反抗的思想，即巴黎公社的或革命工團主義的思想不斷地朝著資產階級虛無主義與專制社會主義大聲喊出這種要求。專制思想利用三次戰爭與消滅一批傑出的反抗者的肉體，而吞沒了這種自由主義的傳統。但這種可憐的勝利是暫時的，鬥爭始終在持續著。歐洲一直處於這場光明與黑暗之間的鬥爭中，正由於它放棄了這場鬥爭，讓黑暗壓倒光明，因而失去尊嚴。我們喪失了調和觀念，遠離自然美，重又處於《舊約》的世界，困於殘酷的法老與無情的天空之間。
眾人皆遭受苦難時，古老的要求重新出現，大自然又挺身站在歷史面前。當然，這並非蔑視什麼東西，也不是煽動一種文明反對另一種文明，而不過是說它這種思想是今天的世界所不能長久少得了的。的確，俄羅斯人民可以給予歐洲一種犧牲力量，而在美洲有種必不可少的建設力量。但世界的青年時代永遠處於相同的海灘周圍。卑鄙的歐洲由於失去了美與友情，最驕傲的種族正在那裡死亡，我們這些地中海人身處這樣的歐洲，始終生活在同樣的陽光下。在歐洲的漫漫長夜中，太陽思想，具有雙重面孔的文明，等待著曙光出現。它已經照亮了人們掌握現實的道路。
真正的掌握現實就是要駁斥時代的偏見，首先是最不幸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它希望擺脫了過度行為的人類聽命於可憐的智慧。誠然，當過度行為吸納了尼採的瘋狂思想，可能會有一種神聖性。在我們的文化舞台上所展示的這種昏亂的靈魂狀態，難道始終是昏亂的過度行為與對不可能的事情的瘋狂追求嗎？而一個人若至少有一次沉溺其中，便永遠難以擺脫。普羅米修斯曾有過希洛人 或訴訟代理人的面孔嗎？沒有，我們的文明永遠生活在自鳴得意的卑怯的或懷恨的靈魂中間，呂希凡 也與上帝一道死去。從他的骨灰里出現了一個褊狹的魔鬼，他甚至再也看不到去何處冒險了。在1950年，過度行為一直是舒適的事情，有時是種職業。而節制卻相反，是純粹的壓力。它無疑在微笑，而我們的痙攣病卻熱衷於世紀末日論，因此而蔑視它。但這微笑在無窮盡的努力的頂峰閃耀著光輝：它是一種補充的力量。那些向我們顯示出吝嗇鬼面孔的小歐洲人，他們若再沒有微笑的力量，為何想要將他們絕望的痙攣作為優越於他人的例證？
真正瘋狂的過度行為正在消亡或創立其自身的節制準則。它不會為了替自己製造借口而讓他人死去。它在最極端的痛苦中又找回了行動界限，如果必要，會像卡利亞耶夫一樣犧牲自己。節制並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節制，在捍衛著它，穿過歷史及其混亂而重新創立節制。這種價值的起源本身向我們保證它是悲痛的。節制誕生於反抗，它只有通過反抗才能生存。它是永遠由智慧所激發與控制的一種恆久的衝突，它不會戰勝不可能的事情與深淵，而是與它們保持平衡。不論我們做什麼，過度行為始終在人們的心靈中，在孤獨的地點保留著它的位置。我們所有的人在自己身上都帶著我們的艱辛、罪惡與災害。然而，我們的任務並非把它們傾瀉在世界上，而是在我們及其他人身上把它們消滅。反抗，巴萊斯所談到的這個持續了一個世紀的意志，與這場戰鬥的原則是一致的。反抗是各種形式的母親，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讓我們在歷史未完成的狂暴運動中永遠昂然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