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理的罪惡與合理的罪惡同樣表現了由抵抗運動所揭示的價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惡。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權殺人的人，薩德、浪蕩的殺人犯、卡拉馬佐夫、橫行無忌的盜匪、在人群中開槍的超現實主義者，他們都要求完全的自由，無限制地表示人的驕傲，虛無主義在狂熱中把創造者與創造物混為一談。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則，拋開一切限制，毫無來由地胡亂髮泄憤怒，最後認為，他對殺死那些註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對共同命運的彼此了解以及人們之間的溝通，始終是活躍的。反抗宣告了這一切，承諾要為之效力。同樣，它為反對虛無主義而確立了行為準則，不需要等到歷史終結才開始行動，而且這準則不是形式的。它與雅各賓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為規則與法律所顧及的一切。它為一種道德開闢了道路，這個道德絕不服從抽象的原則，而是在起義與無休止的爭論中揭露它們。絕不能說這些原則是永恆的，聲稱它們將來存在會是徒勞的。但它們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存在的，和我們一道在整個歷史過程中否定奴役、謊言和恐怖。
的確，主人和奴隸之間毫無共同之處，人們不能與一個被奴役者談話與交流。我們通過這種無拘束的會話認識到我們的相似之處，認可我們的命運。與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籠罩大地。對反抗者來說，非正義之所以壞，並非在於它否定了永恆的正義思想，而是由於它使分隔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無聲的敵對狀態永久延續下去。它扼殺了由於人們之間的協同關係而來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樣，由於說謊者對其他人封閉起自己，謊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終沉默的殺人與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現出的協同關係與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對話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與每次的誤解都會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辭與簡潔的話語可以挽救這種死亡 。一切悲劇的高潮都發生在主人公聽不到聲音之時。柏拉圖有理由反對摩西與尼采，人的對話比在孤零零的山頂獨自一人所發布的宗教福音書代價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樣，死亡之前會有單人獨語。一切反抗者面對壓迫者而奮起行動，要為生存辯護，投身於反抗奴役、謊言與恐怖的鬥爭，在閃電般的剎那間斷言這三種災禍使人們之間始終沉默以對，彼此讓對方一無所知，阻止他們擁有將他們從虛無主義拯救出來的唯一價值，在與命運的搏鬥中長期共同戰鬥。
閃電般的剎那間。但這足以說明，殺人這最極端的自由與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反抗絲毫沒有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反，反抗指責完全的自由，正確地駁斥了高級官員可以打破被禁止的界限的無限權力。反抗者所要求的並非普遍的獨立性，而是要人們承認，只要在有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皆有其界限，此界限恰恰是人反抗的權利。反抗不妥協性的深刻道理即在於此。反抗越認識到應該要求正確的限制，便越加堅定不屈。反抗者無疑在為自己要求自由，但絕對不是毀滅他人的生存與自由的權利。他不會侮辱任何人。他之所以要求自由是為了大眾。他所拒絕的自由，也禁止一切人享有。他並非僅僅是反抗主人的奴隸，而且是反對世界上有主人與奴隸存在的人。因而由於反抗，歷史的內容則不僅僅是主宰與奴役的關係。無限的權力在歷史中並不是唯一的法則。反抗者正是以另外一種價值的名義來斷言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同時只為自己要求相對的自由，這對於認識這種不可能性是必需的。人類的每種自由從其最深的根源上看都是相對的，唯有絕對的自由即殺人的自由不要求限制。它於是與其根相斷絕，在盲目地飄蕩，好似一個作惡的幽靈，直到自以為在意識形態中找到了軀殼。
因而可以說，反抗若走向破壞，則是違反邏輯的。當它要求人類狀況的統一性時，它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邏輯不是破壞的邏輯，而是創造的邏輯。它的運動若要保持真實，則不能把支持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拋棄到身後。它應該忠實於它所包含的「是」。反抗的邏輯是：要服務於正義，絕不去加強社會的非正義；要運用清晰明了的語言，而不使謊言充斥世間；要在面對世人的痛苦時為爭取幸福奮鬥。虛無主義的熱情加劇了非正義與謊言，背棄了它以前的要求，從而失去了其反抗的最為明確的理由。這強烈地感到這個世界註定要滅亡，於是殺人。相反，反抗的結果是否定殺人的合理性，因為其原則就是反對死亡。
倘若人能夠在世界上為自己引來統一性，僅僅由於他的意旨而使真誠、純真和正義充滿世界，那麼他便成為上帝。同樣，他若能如此，以後便再沒有理由進行反抗。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為謊言、非正義與暴力部分地構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狀況。他若要堅持反抗，則要下決心完全不殺人與說謊，永遠不同意一切殺人與暴力的行動。他也不能讓自己殺人與說謊。因為若相反使殺人與暴力合理化，便摧毀了他反抗的理由。反抗者於是永無安寧之日。他知曉善，卻身不由己地去作惡。使他昂然挺立的價值並非一旦獲得便一了百了，他需要不停地保持它。如果沒有新的反抗支持他已獲得的存在，這存在便會崩潰。不管怎樣，他若不能永遠完全不殺人，不論是直接地還是間接地，即可將其熱情用來減少他四周殺人的機會。他身陷黑暗中，唯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於黑暗，雖然為惡所束縛，卻堅定地走向善。他若終於殺人，便會接受死亡。反抗者忠於其根源，在犧牲中表明，他真正的自由不是與殺人有關，而與他自己的死亡相關。他同時發現了形而上的榮譽。卡利亞耶夫站在絞刑架下，向他所有的弟兄們指出人的榮譽在開始與結束時的準確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