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革命遠離這個生命的源泉，於是激烈動蕩，日漸衰落。在十九世紀，人打碎了宗教的束縛。他剛從中解脫出來，又為自己發明了新的束縛，不可容忍的束縛。美德隕亡了，但它復活後更加狂放。它向所有的人呼喊響徹大地的仁慈，這種遙遠的愛成為對當代人道主義的嘲笑。它在這個固定點上只能造成破壞。將來有一天，它會變得更加乖戾，那時變得如警察一般。為了拯救人類，將會堆起把人燒死的木柴。我們處於當代悲劇的頂峰，會變得對罪惡熟視無睹。生命與創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懼籠罩著布滿幽靈與機器的歐洲。在兩次大屠殺之間，在地下搭起斷頭台。施刑者在那裡默默地慶祝他們的新信仰。是什麼呼喊擾亂了他們？詩人們在面臨弟兄們被屠殺之際，驕傲地宣布他們是無罪的。全世界從那時起漫不經心地不再注意這種罪行。受害者陷入他們最不幸的處境：他們萬念俱灰。在古代，殺人時噴濺出的鮮血至少會激起神聖的義憤，從而使生命的代價神聖化。對這個時代真正的譴責，相反卻讓人想到它還不夠血淋淋的。血再不是可以讓人看見的，它沒有把偽善者的真面孔揭示於眾。下面是虛無主義的極端表現：盲目而瘋狂的殺人行徑反倒變成一片綠洲，而愚笨的罪人與我們極其聰明的劊子手相比反而顯得憨態可掬。
歐洲思想在長期認為可以和全人類一道為反對上帝而鬥爭之後，發現它若不想死亡，還必須與人類進行鬥爭。反抗死亡的反抗者想贏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動手殺人。他們若退縮的話，必須接受死亡。他們若要前進，則必須同意殺人。反抗已背離其根源，並被無恥地加以改頭換面，在各個層面上都在犧牲與殺人之間搖擺不定。它希望其正義能為大家分享，但正義卻成為稀罕的東西。聖寵的王國已被打倒，而正義的王國現在也在崩潰。歐洲由於對此失望而奄奄一息。歐洲的反抗曾為人的清白無辜而辯護，而今卻不得不為否定自己有罪而拼搏。它剛剛奔向全體性，便註定要陷於最絕望的孤獨。它想成為眾人的大家庭，卻再無其他希望，唯有在漫長的年代中將走向單一性的孤獨者一個一個聚集起來。
必須放棄一切反抗嗎？是否要接受一個有種種非正義行為的苟存的社會？還是要決心反對人類而效勞於歷史的狂暴進程？總之，如果我們進行思考的邏輯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因循守舊，那麼也必須接受它，如同某些家庭有時必須接受不可避免的不光彩的事情一樣。如果反抗還需要為針對人類的各種殺人行為，甚至破壞行為進行辯護的話，那麼也只好同意這種自殺行為。正義的感情最後會從中得到好處：商人的與警察的世界的消失。
然而我們現在仍生活在反抗的世界中。反抗會不會相反成為新暴君的借口呢？包含於反抗運動中的「我們存在」會不會與殺人行為和解呢？反抗為壓迫確定了一個限度，在此限度內，所有的人所共同擁有的尊嚴開始得到維護，這樣便確定了第一個價值。反抗把人們之間的共謀關係、共同的組織、宗派的團結作為主要參照，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使彼此趨同，結成一條陣線。它從而使思想在與荒誕世界的搏鬥中邁出了第一步。通過這一進步，使它現在面對殺人時要解決的問題越發令人焦慮。殺人在荒誕的層面上，僅僅引起邏輯的矛盾，而在反抗的層面上，它是痛苦。因為需要決定有無可能殺死我們剛剛認出與之相似的那個人，並獻出同一性。一旦擺脫了孤獨，難道應該肯定與一切隔絕的行為，從而最終又恢複到孤獨狀態嗎？一個人剛剛知道他並非是孤獨的，如今又迫使他處於孤獨，這難道不是對人所犯的最大罪行嗎？
從邏輯上講，可以說殺人與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個主人被殺，反抗者也不再有資格談論什麼人類共同體，而其他行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來。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更高尚的意義，如果人只有以人作為擔保人，那麼一個人只要離群索居，即可被從活人的社會中清除出去。該隱殺死阿貝爾之後，便逃往沙漠之中。如果是一群殺人者，這群人也生活在沙漠中，生活在被稱為雜處的某種孤獨中。
反抗者一進行打擊，便把世界分裂為兩個。他以人與人的同一性的名義而奮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認可了差異，從而犧牲了同一性。他深陷苦難與壓迫之中，唯一的存在就在這同一性中。那同一種運動旨在肯定他的存在，卻因此而使他停止存在。可以說有些人，甚至幾乎所有的人都與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友愛世界即使只缺少一個人，也可以說這個世界荒無人煙。如果我們不存在，則我也不存在，這樣即可解釋卡利亞耶夫的無盡的憂思與聖茹斯特的緘默。反抗者們決定以暴力與殺人來保持存在的希望，徒然地以「我們將會存在」代替「我們存在」。殺人者與受害者在將來消失時，人類大家庭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會重新建立。雖然有例外，規則重又成為可能。在歷史的層面上，如同在個人生活中一樣，殺人是個絕望的例外，或者算不了什麼。它對事物秩序所造成的破壞是沒有前途的。殺人是非常之舉，不能像純粹的歷史態度所希望的那樣加以運用，它是一個限度，人們只能有一次達到它，在此之後則必須死去。反抗者若聽由自己捲入殺人行動，只有一種方式可以和他的殺人行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與犧牲。他殺人，然後死去，此足以表明殺人是不可行的。他於是指出，他其實喜愛的是「我們存在」，而非「我們將會存在」。這樣便可以解釋卡利亞耶夫在獄中何以氣定神閑，而聖茹斯特在走向斷頭台時為何神色坦然自若。越過了這個最大的限度，便開始產生矛盾與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