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反抗通過真正的創造來完成與永遠存在，而非通過批評與詮釋。而革命這一方面唯有通過文明來得到肯定，而非通過恐怖與暴政。我們的時代向陷入困境的社會提出兩個問題：創造是可能的嗎？革命是可能的嗎？這兩個問題實則為一個，與文明的復興有關。
二十世紀的革命和藝術都與虛無主義相關，生活在相同的矛盾中。它們在運動中否定它們肯定的事物，二者都通過恐怖尋求不可能的結果。當代革命相信開創了一個新的世界，其實不過是舊世界種種矛盾的再現。資本主義社會與革命社會最終是一回事，因為二者都服從於相同的手段——工業生產與相同的許諾。所不同的是，一個社會以表面的原則的名義作出許諾，這個原則是它不能體現的，並為它所使用的手段所否定。另一個社會以唯一的現實的名義論證其預言的合理性，但最後又損害了這個現實。從事生產的社會僅僅是生產而已，談不上創造。
當代藝術由於是虛無主義的，便在形式主義與虛無主義之間進行掙扎。現實主義既是資產階級的，即黑色的，又是社會主義的，這樣它便成為說教的。當形式主義是無根據的抽象時，它屬於過去的社會，但同樣也可以屬於自命擁有未來的社會，這樣它便是宣傳。被不合理的否定所破壞的語言陷入言語的混亂，它聽命於決定論的意識形態，終於成為口號。藝術處於兩者之間。倘若反抗者應當同時拒絕對虛無的狂熱與對全體性的同意，藝術家則應該同時擺脫對形式的迷戀與現實的極權的美學。今日的世界的確是一個，但它的一致性的確是虛無主義的一致性。這個世界應當放棄形式原則的虛無主義與沒有原則的虛無主義，重新找到創造性的綜合道路，唯有如此，文明才是可能的。在藝術中，無休止的評論與報道的時代同樣瀕於死亡，宣告創造者時代的到來。
然而，藝術與社會、創造與革命應當為此而重新找到反抗的源泉，那時，拒絕與同意、特殊與普遍、個人與歷史會得到完全的平衡。反抗自身並非文明的成分，但它先於一切文明。當我們現在生活於走投無路的狀態時，唯有它可以使我們對尼采所夢想的未來抱有希望：「社會的主人不是法官與鎮壓者，而是創造者。」這句格言並非贊同由藝術家領導城邦這種可笑的幻想，它僅僅點明了我們時代的悲劇，即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產，再無創造可言。工業社會應重新賦予勞動者以創造者的尊嚴，也就是說，使他們同時對勞動本身與勞動產品都感興趣並進行思索。惟其如此，它才能開闢文明之路。對階級與個人來說，今後所需要的文明不能將勞動者與創造者分割開來。同樣，藝術創造也不能將形式與內容、思想與歷史分割開。這樣，文明才會承認一切人享有反抗所肯定的尊嚴。由莎士比亞來領導鞋匠的社會既是不正確的，也是空想。然而，鞋匠的社會若聲稱不需要莎士比亞，同樣是災難性的。沒有鞋匠的莎士比亞會效勞於暴政，沒有莎士比亞的鞋匠若不為暴政的擴張賣力，就會為暴政所吞食。一切創造本身便否定存在著主人與奴隸的世界。我們始終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可憎的暴君與奴隸的社會只有達到創造的水平才會死亡，轉變為另一種社會。
然而，創造雖然是必需的，卻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它是可能的。藝術中的創造時代是由對一個時代的混亂無序施加以有序的風格來確定的。它賦予當代人的激情以形式與樣式。因而在我們的王公貴族再沒有閑情談情說愛時，一個創造者再重複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便不行了。今天，集體的激情已超過個人的激情，因而可以運用藝術來控制愛情的狂熱。但不可避免的問題同樣是控制集體激情與歷史鬥爭。藝術的對象已由人的心理擴展到人的生存狀態，儘管仿作者為之遺憾。當時代的激情影響到全世界時，創造想控制整個的命運，但它同樣在面對整體性時保持了一致性。這時，首先是它自身，然後是整體性思想，使它處於危險之中。創造在當今成為危險的事情。
為了控制集體激情，必須親自經歷與感受它們，至少是相對的。藝術家感受集體激情的同時，也被它吞食，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我們的時代成為報道的時代，而不是藝術作品的時代。它缺少對時間的正確使用。驅策這些激情所帶來的死亡機會大於談情說愛或雄心勃勃的時代，因為真正感受集體激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同意為這種激情並通過這種激情而死。對藝術來說，真實性的最大機會就是最大的失敗機會。如果戰爭與革命的期間不可能進行創造，我們將不會有創造者，因為戰爭與革命就是我們的命運。不確定的生產的神話本身便蘊含著戰爭，猶如烏雲蘊含著雷雨。戰爭於是蹂躪西方，殺死了貝基 。資產階級的機器則從廢墟中出現，便看到革命的機器向它迎面走來。貝基甚至來不及復活過來，威脅一切的戰爭將會屠殺一切可能成為貝基的人們。如果創造性的古典主義是可能的，則應該承認，它即使用一個名詞來說明，也完全是一代人的事業。失敗的機會在破壞的時代只能由數目的機會來補償，也就是說，十個真正的藝術家中至少有一個存活下來，擔負起實現他的弟兄們最初的話語，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同時找到激情的時間與創造的時間。藝術家不論願意與否，不能再是孤獨者。反抗的藝術最終也表現出「我們存在」以及與之相關的謙卑的道路。
此時，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於虛無主義，威脅那些反對它而意欲在全體性中保持單一性的人們。今天的一種歷史意識就是在藝術家與新的征服者之間，在創造性的革命的見證人與虛無主義革命的營造者之間進行的鬥爭。明天更是如此。人們對這一鬥爭的結局只能抱有合理的幻想。我們至少知道以後會進行這場鬥爭。現代的征服者可以屠殺，但似乎不能創造。而藝術家們會創造，卻不能殺人。藝術家中若有殺人兇手也是例外。久而久之，我們革命社會的藝術因而定會消亡。然而那時，革命會生存下去。每當革命殺害一個可能會成為藝術家的人，它便變得更加虛弱。倘若征服者最後使世界屈服於他們的法律，也不能證明數量可以決定一切，而只能證明這個世界是座地獄。在這個地獄中，藝術的地位與被戰勝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樣的，在空虛絕望的歲月中空懷著盲目渺茫的希望。歐內斯特·德溫格在其《西伯利亞的日記》中講述了一個德國中尉的故事。他多年來被關在一個集中營，饑寒交迫，竟用木鍵製造了一架無聲的鋼琴。他就在那裡，在一群衣衫破爛、飽嘗苦難的囚徒中間，創作了奇妙的音樂，唯有他一人可以聽到。這樣，他身處地獄，神奇的曲調與消逝的美的壯烈形象始終在罪惡與暴行中給我們帶來反抗的迴響，證明人在漫長的世紀是何其偉大。
然而地獄終究有竟期，生命有一天會重新開始。歷史也許會終結，而我們的任務並非結束歷史，而是要根據我們以後所知道的真正事物的形象創造歷史。藝術至少告訴我們，人不能僅僅歸結為歷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對他來說，偉大的農牧神並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價值與尊嚴，同時為了滿足對單一性的渴求，執著地要求享有真實中未受損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人們可以拒絕全部歷史，卻可以與星辰和海洋的世界融洽無間。想要無視自然和美的反抗者們必定不願意以工作與存在建立尊嚴。一切偉大的改革家都竭力在歷史中建造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托爾斯泰創造的世界，這個世界始終準備滿足每個人心中懷有的對自由與尊嚴的渴求。無疑美不會進行革命，但將來有一天革命需要美。美的規則否定真實，同時又賦予真實以統一性，這規則也是反抗的規則。人們是否能夠永遠拒絕非正義而又尊重人的本性與世界的美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種道德同時是不屈服的與忠實的，唯有它可以照亮真正現實主義革命的道路。我們通過保持美來準備那再生的一天，那時文明遠離歷史上的形式的原則與墮落的價值，把這個新鮮活潑的美德置於它思索的中心地位。這個美德會創立世界與人所共有的尊嚴，我們現在面對侮辱這個美德的世界，應該對它加以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