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的革命殺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紀的革命殺死了上帝在原則本身中的殘留之物，並使歷史上的虛無主義神聖化。不論這種虛無主義以後借用了什麼道路，從它想擺脫一切道德規則而在二十世紀進行創造之時起，便建造了愷撒聖殿。選擇歷史，而且僅僅選擇歷史，這就是選擇虛無主義來反對反抗本身的教導。打著反對不合理這個旗號而擁入歷史，同時又大喊歷史無任何意義的人們遇到了奴役與恐怖，進入集中營一般的世界。那些投身其中並宣揚其絕對合理性的人們遇到的也是恐怖與奴役，而進入集中營一般的世界。法西斯主義欲為尼採的超人的降臨而開闢道路。它立即發現，上帝若存在的話，可能是這個或那個樣子，但首先是死亡的主人。倘若人想使自己成為上帝，則需要竊取對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他製造了屍體與下等人，自己因而也成了下等人而非上帝，成為死亡的卑賤的奴才。而就合理的革命而言，它想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全面的人。歷史的邏輯從其被完全接受的時刻起，逐漸地引導著歷史反對其最高尚的感情，日益損害人的利益，從而使自身轉變為客觀的罪行。把法西斯主義的目標與俄國共產主義的目標混為一談是不正確的。前者由劊子手自己頌揚劊子手，而後者更富於悲劇性，竟由受害者來頌揚劊子手。前者從未想過要解放所有的人，而僅僅想解放某些人而征服其他人。後者就其最深刻的原則而言，旨在解放所有的人，但要暫時地奴役他們所有的人。應該承認後者偉大的意圖。不過相反，可以正確地說，他們二者的手段同政治犬儒主義是一回事，均來自同一個源泉，即道德上的虛無主義。一切的進展酷似施特納與聶察也夫的門徒利用卡利亞耶夫與普魯東的門徒。虛無主義在今天已登上王位。聲稱以革命的旗幟引導我們的那些思想實際上已變成隨聲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時代成了消滅反抗的私人的與公共的技術的時代，其原因即在於此。
革命如今聽命於虛無主義，的確已背離了其反抗的根源。憎恨死亡與死神的人對個人的繼續生存感到絕望，想在不死亡的人類中解脫自己。然而，只要群體未統治世界，只要人類未主宰世界，那麼仍要死亡。時間緊迫，說服人要充裕的時間，友誼要求無止境的建設，恐怖遂成為達到不死亡的最短的捷徑。然而，這些極端反常的行為同時呼喊著最初的反抗價值的回歸。聲稱否定一切價值的當代革命，本身已成為一種價值判斷。人想通過它主宰世界，然而，既然一切皆無意義，何必要主宰？如果生命的面孔是可怕的，何必要追求不死？正如沒有絕對的唯物主義一樣，也沒有絕對的虛無主義思想，也許除了自殺之外，人的毀滅仍然肯定了人。恐怖與集中營是人用來逃脫孤獨的極端手段。對和諧一致的追求應該得到滿足，即使身處公共墓穴之中。他們若殺人的話，是因為要拒絕致人死命的條件，讓所有的人都不會死亡。他們於是以某種方式相互屠殺，但他們同時表明離不開人。他們滿足於對友愛的可怕渴求。「人應該有歡樂，他若無歡樂，則需要有個女人。」那些反抗生存與死亡的痛苦的人們於是想要統治。薩德說：「孤獨即權力。」成千上萬的孤獨者如今需要權力，因為權力意味著他人的痛苦，表明了需要他人。「恐怖是仇恨的孤獨者最終向人的友愛所表示的敬意。」
但虛無主義竭力要保持存在，這足以拋棄世界。這種狂熱向我們的時代展示了它令人厭惡的面孔。人道主義的大地變成了這個不人道的歐洲。然而這個時代是我們的，如何能否認呢？如果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的地獄，我們也不會迴避它。那些在激起這種憎惡之後而認為有權宣布判決的人們，也難以躲逃這種憎惡，而只能接受並超越它。一棵這樣的植物只能生長在極不公正行為的厚厚沃土上。二十世紀的瘋狂不加區別地讓人們捲入了一場殊死鬥爭。在鬥爭終止時，敵人依然是敵對的弟兄。他即使被揭發出錯誤，也不會受到蔑視與仇恨：不幸在今天是共同的家園，是能實現許諾的唯一的地上王國。
應該擯棄對閑適與和平的懷念。這種懷念與接受不公正的行為是一致的。有人發現在歷史上有幸福社會之後而哭泣，從而承認他們所盼望的不是減輕苦難，而是苦難的沉默。相反，苦難在大喊大叫，並使腦滿腸肥的人遲遲不能入睡，這樣一個時代應當受到讚頌！邁斯特已經談到「革命向國王們發出的誓言」。革命在今天又向這個時代被侮辱之士發出誓言，而且以更為緊迫的方式，必須聆聽這個誓言。一切言語與行為，即使是罪惡的，都蘊含著對我們必須追尋與揭示的價值的許諾。對未來無法預定，復活也許是不可能的。雖然歷史辯證法是虛假與罪惡的，世界總歸要按照一種錯誤想法在罪惡中生存下去。只不過在這裡拒絕了這樣一種順從：必須為復活而擔保。
我們現在不是復活就是死亡。如果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刻，反抗否定了自己，從而陷入最極端的矛盾，那麼反抗則不得不與它所鼓動的世界一起滅亡，或者重新獲得人們的忠誠與新的熱情。在進一步論述之前，至少必須弄清這種矛盾。當人們如同我們的存在主義者（他們目前也受到歷史主義及其矛盾的支配）一樣，說從反抗發展為革命是種進步，而反抗者並非革命者時，這種矛盾並未清楚地加以確定。實際上矛盾更加緊張。革命者同時是反抗者，否則他不再是革命者，而成為轉而反對反抗的警察與官僚。然而，他若是反抗者，最終會起來反對革命。因而從這種態度轉變為另一種態度談不上是進步，而是同時發生的，二者的矛盾在不斷增長。一切革命者最後都會成為壓迫者或異端分子。在反抗與革命所選擇的純粹的歷史世界中，它們會陷入相同的困境：不是成為警察就是瘋狂。
在這個層面，唯一的歷史提供不出任何豐盛的成果。它不是價值的源泉，而依然是虛無主義的源泉。人們能夠在永恆的思索中創造反對歷史的價值嗎？這無異於認可歷史的不公正與人的苦難。對這個世界的誹謗會導向尼采所提出的虛無主義。以唯一的歷史而形成的思想如同反對歷史的思想一樣，剝奪了人們生活的手段或理智。前一種思想把人推向「為何活著」這種極端消沉的境地，第二種思想把人推向「如何活著」的境地。歷史是必需的，然而是不夠的，它僅僅是種偶然原因。它既不是缺少價值，也不是價值本身，甚至不是價值的材料，而是機會，人們利用這個機會來檢驗用以評判歷史的價值是否存在。反抗本身對我們作出這種許諾。
絕對的革命意味著人性的絕對可塑性，可以將其壓縮到歷史力量的狀態。而反抗是拒絕將人當做物來對待，將其歸結為簡單的歷史。它肯定了所有的人想要擺脫權力世界的共同本性。誠然，歷史是人的一種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者是對的。而人在反抗時為歷史施加了一種限制。就在這種限制中產生了對價值的許諾。愷撒式的革命在今天所無情打擊的正是價值的產生，因為這表明了它真正的失敗，它應該放棄其原則。在1950年，世界的命運並非像看上去的那樣取決於資產階級的生產與革命的生產之間的鬥爭，它們二者的目的其實是相同的。當時的鬥爭是在反抗力量與愷撒式的革命力量之間進行的。節節取勝的革命應該通過其警察、審判與清洗來證明不存在人性。受屈辱的反抗，通過其矛盾、痛苦、接連不斷的失敗及堅持不懈的自豪感，而使痛苦與希望成為這種本性的內容。
奴隸說：「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形而上的反抗於是加入「我們是孤獨的」，我們今天仍這樣生活。然而，如果我們在空虛的天空下是孤獨的，如果我們因而必須永遠死去，那麼我們怎麼能真正存在呢？形而上的反抗於是企圖用表象來製造存在，此後，純粹的歷史的思想便來說，存在就是製造。我們不存在，但應當通過一切手段來存在。我們的革命就是通過製造，在一切道德規則之外獲得一種新存在。革命註定要僅僅為了歷史而生活在恐怖中的原因即在於此。它認為，若不能在歷史中獲得一致同意，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它就什麼也不是。這樣，限制被越過，反抗首先被出賣，然後按照邏輯，必被扼殺，因為它從來在其純粹的運動中僅僅肯定了限制的存在以及我們被分裂的存在。反抗從開始就不是對一切存在的全部否定。相反，它同時說「是」與「不」。它以所頌揚的一部分存在的名義拒絕另一部分存在。這種頌揚越深刻，拒絕便越無情。然後，當反抗在暈頭暈腦的狂熱中進入一切或空虛時，進入否定一切存在與人性時，便在此處否定了自己，全部的否定僅僅證明徵服整體的計畫是合理的。然而，肯定人類共同的限制、尊嚴與美所造成的結果，僅是把這種價值擴展到一切事物與所有的人，走向一致而不否定其根源。從這種意義上說，反抗就其最初的真實性而言，並非證明任何純粹歷史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抗的要求是和諧一致，歷史的革命所要求的是整體。「不」的第一部分依靠「是」，第二部分依靠絕對的否定，註定要受到各種奴役，才能製造一個被拋到時代終結的「是」。一個是創造者，另一個是虛無主義者。前者註定要創造，以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