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反抗 全體性與審訊

全體性不是別的,不過是信徒與反抗者共同懷有的和諧一致性這個古老的夢想,不過這夢想廣泛地散播在沒有上帝的大地上。放棄一切價值也就是放棄一切反抗,以便接受帝國和奴役。對一切形式價值的批判並不能消除自由思想。一旦認識到僅僅使用反抗力量不可能使浪漫主義者所夢想的自由的個人誕生,自由自身也併入歷史運動。它成為鬥爭中的自由,為了存在,應該自己去爭取。它由於等同於歷史動力論,唯有當歷史終止,才能在全球之邦中享受它自己。直到那時,它的每個勝利都引起爭議,使其落空。德意志民族從協約國壓迫者手中獲得了解放,但以每個德國人的自由為代價。專制制度下的個人不是自由的,雖然人的集體已獲得解放。最後,當這個帝國使整個人類獲得解放,奴隸們得到了自由,他們至少從與上帝的關係來說是自由的,而且一般說來擺脫了一切超驗性。辯證法的奇蹟,即從量變轉為質變,在此處顯現無遺。人們把對全體民眾的奴役稱為自由。正如在黑格爾與馬克思所援引的一切例證中一樣,並沒有客觀的轉變,有的只是主觀上所謂的變化。其實不存在什麼奇蹟。如果虛無主義的唯一希望就是千百萬奴隸有一天可以組成一個獲得永遠解放的人類,那麼歷史便僅是一個失望的夢。歷史的思想應該把人從神的統治中解放出來,但這種解放要求人絕對服從於變化。人們於是跑向永恆的黨,如同往昔投身於教會一樣。因而,敢於自詡是最反抗的時代提供的選擇只是遵循慣例。二十世紀真正的激情就是奴役。

然而,全體人類的自由並不比個人的自由更易於獲得。為了保證世界上人的帝國,必須從世界與人類中剷除不受此帝國統治的一切,不受數量支配的一切:這是一項無窮無盡的任務,應該向空間、時間與人擴展,它們是歷史的三個維度。這個帝國同時是戰爭、蒙昧主義與專制,卻絕望地聲言它們是友愛、真理與自由。

它的論點所採用的邏輯使他不得不這樣做。在當今的俄羅斯,甚至在共產主義之中,無疑存在著否定斯大林意識形態的真理,這種意識形態有其邏輯,如果人們希望革命精神避免最後衰落,則必須把它分離出來,公之於眾。

西方軍隊對蘇維埃革命的干涉向俄國革命黨人指出,戰爭與民族主義是與階級鬥爭具有同樣性質的現實。沒有無產階級國際上的團結一致,沒有國際秩序的建立,任何一國的革命都不能存在下去。從這天起,必須承認,要建立世界之邦須有兩個條件。或者所有的大國幾乎同時爆發革命,或者通過戰爭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或者是持續不斷的革命,或者是持續不斷的戰爭。人們知道,第一種觀點幾近獲勝。德國、義大利和法國的革命運動標誌著革命成功的希望的頂點。然而,這些革命被粉碎,資本主義隨之得到加強,使戰爭成為革命的現實。啟蒙哲學導致歐洲戰火紛飛。根據歷史的與馬克思學說的邏輯,世界之邦本應通過屈辱的人們的自發起義來實現,卻漸漸變成了由權力所加強的帝國。恩格斯在答覆巴枯寧的《向斯拉夫人的呼籲》時,冷靜地接受了這種前景,並得到了馬克思的贊同。他寫道:「未來的世界大戰不僅使階級與反動王朝,而且使所有的反動國家從地球上消失。這就是進步。」在恩格斯的思想中,這種進步會消滅沙皇俄國。今天,俄羅斯民族顛倒了進步的方向。戰爭,不論是冷戰還是熱戰,成了世界帝國的奴役行為。然而,革命若帶有帝國的性質,便走入死胡同。倘若它不拋棄其錯誤的原則以回到反抗的根源,那麼只能意味著,在幾代人期間維持對億萬民眾的全面專政,直到資本主義自發地瓦解;或者它若想加速人類大同世界的到來,便會爆發原子戰爭,這是它所不願意看到的,而且若是如此,整個人類之邦會在一片廢墟上放出異彩。世界革命按照它奉為神明的這個歷史規律,註定要落入警察或炸彈的控制。同時,它會陷入另外的矛盾。犧牲道德與美德,自以為目的合理而不擇手段,這一切只有當其目的可能是理性的,方能為人民所接受。以武器維持的和平遂無限期地維持了專政,只能是對此目的的無限期的否定。此外,戰爭的危險使達到這個目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將帝國擴展到全世界,對二十世紀的革命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這種必然性使它陷入最後一個兩難處境:或者改弦更張,制定新的原則;或者放棄它希望最後能籠罩世界的正義與和平。

在期待著統治世界時,這個帝國發現自己也不得不主宰時間。它由於否定一切堅定的真理,因而最終也必須否定真理最低級的形式,即歷史的真理。這也是合乎邏輯的。人類過去與未來的一致性,並不純粹是經濟方面的,它是永恆的,令人想到人的本性。馬克思這個有文化教養的人所堅持的各種文明之間的一致性,有可能超越其論點,揭示了比經濟方面寬廣的自然連續性。俄國的共產主義漸漸被引導到切斷聯繫,在變化中結束連續性。對文明的發展與藝術的異端(它們幾乎全是異端)的否定,對活生生的傳統的放棄,使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漸漸囿於日益狹窄的範圍。否定或不提及其學說難以同化的世界歷史中的一切,擯棄現代科學的成就,對它來說仍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改造歷史,甚至是人們所熟知的最近的歷史,例如黨史與革命史。《真理報》年復一年地,有時是月復一月地修改自己刊登的內容。對官方歷史一改再改的新版本接連問世。列寧的著作受到審查,馬克思的著作未出版發行。事情達到這種程度,甚至宗教的蒙昧主義都難以望其項背。教會從未連續不斷地提出體現上帝的時而是兩人,時而是四人、三人,然後又是兩人。我們時代所特有的加速變化也觸及真理的製造,其節奏之快使真理完全成了幻影。有則民間童話,說整個城市各行各業都在為國王編織虛無的服裝。與此一樣,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在重新編造虛妄的歷史,當晚又毀掉,直到一個孩童平靜的聲音突然說國王是赤身裸體的。這微弱的反抗之聲於是說出了眾人已經看到的實情:一種革命為了持續下去,必然要否定其全球的使命;或者為了成為全球的主人,必然要犧牲自己。這種革命是生活在虛假的原則之上的。

在此期間,這些原則繼續在千百萬人頭上發揮作用。這個帝國的夢想受到時間與空間的實際情況的牽制,用民眾來滿足其追求。民眾僅僅作為個人與帝國不是敵對的;傳統的恐怖已足夠用了。他們之所以與它是敵對的,因為人的本性迄今為止從未僅僅依靠歷史而生活,而且始終從某個方面逃避歷史。帝國的存在以一種否定及一種確信為條件:否定人的本性,確信人有無限的可塑性。宣傳的技巧可用來發揮這種可塑性,讓思索成為條件反射。它可以找到理由而與一個多年被視作死敵者簽訂協議。不僅如此,宣傳可以扭轉此舉所引起的心理效果,發動全體人民重新起來反對這同一個敵人。試驗尚未到達它的期限,但其原則是合乎邏輯的。倘若沒有人的本性,人的可塑性的確是無限的。政治現實主義到了這種程度,不過是無節制的浪漫主義,追求功效的浪漫主義。

這樣即可說明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何以從整個說來拒絕不合理的世界,雖然它會利用這個世界。這種不合理既可為那個帝國效力,同樣可以駁斥它。它擺脫了算計,而唯有工於算計應該在此帝國中盛行。人僅僅是一場力量的賭博,可以合理地利用它。例如,某些輕率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可以把他們的學說與弗洛伊德的學說調和起來。弗洛伊德是個異端的思想家與「小資產階級」,因為他揭示了潛意識,賦予它以現實性與超我,或者說社會的我。這種潛意識可以確定人的本性的特點,它與歷史的我相對立。相反,人應當歸結為社會的我與合理的我,即算計的對象。因而不僅必須要控制每個人的生命,而且要控制最不合理最孤獨的事件,因為對它的期待伴隨著人的整個一生。那個帝國在竭力走向終結王國時,傾向於納入死亡。

人們可以奴役一個活人,讓他回歸到事物的歷史狀態。如果他由於抗拒而死去,便重又肯定了不接受事物等級的人的本性。這就是為何只有當被告同意說他的死是正確的,是符合世界帝國利益的,他才會當著世界的面被殺死。必須蒙受恥辱後死去,或者不再存在於生命與死亡中。就後一種情況而言,他並沒有死去,而是消失了。同樣,一個被定罪的人若受到懲治,他的懲罰會靜默地反抗,使整體產生一道裂縫。但被定罪者未受到懲罰,他又被放入整體之中,建造帝國的機器。他成為生產用的齒輪,他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至久而久之,他不再被用之於生產,因為他是罪人,但被判有罪,因為生產需要他。俄國的集中營制度實現了從管理人向管理物的辯證過渡,但把人與物混在一起。

即使敵人也應為共同的事業出力,在帝國之外絕無拯救可言。這個帝國現在是或將來是友誼的帝國,但這種友誼是事物的友誼,因為喜愛朋友不能超過帝國。個人的友誼是特殊的團結一致,來反對未受友誼支配的一切,至死不渝。事物的友誼是一般的友誼,若需要持久保持與所有人的友誼,則應該揭發每個人。一個愛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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